第215章 北都风云〔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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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听李曜提及“好处”二字，众人心中便忍不住暗道：“秦王的好处，只怕不是那么好拿的。(凤舞文学网)”
果然，李曜笑吟吟地说道：“河西、陇右二节度，当年曾经兵雄天下，而如今却不复置久矣，孤若以二节度为赏，邀令朔方、邠宁、泾原、天雄以及归义五镇合而击之，下鄯州者得陇右，下凉州者得河西，诸公……以为如何？”
郭崇韬一拍大腿：“实乃妙计！”他兴奋地对着地图指指画画道：“归义、朔方、邠宁三镇，一在凉州以西，顺祁连山可至，一在凉州以东，越贺兰山可至，一在凉州东南，西出萧关可至，且此三镇相距凉州距离差别不大，一旦相争，正是势均力敌，为据此重地，必然不留余力。”然后又一直南面一些的地方，道：“泾原、天雄二镇离凉州较远，且中间有陇右诸州隔绝，多半只能争夺陇右。相对而言，天雄军的秦州、成州本就属于陇右，看似有些地利，但若以大王方才这般酬功之法，实则反而不利于天雄。”
他说得兴奋指着地图侃侃而谈：“大王、诸公，请看此图，以秦州出兵夺取鄯州，至少须得经过渭州、渭源、狄道、大夏、河州、龙支六个军镇，然后才到鄯州，而且这样的出兵路线还是在秦州军先将陇右东南部的叠州、宕州、岷州、洮州四地置之不理的情况下才能走的。而相反，泾原镇看似离鄯州更远一些，然而实际上泾原却只需直接往西北出兵攻取会州，而后便有两路可走，北路可走广武而至鄯州，南路可走金城(兰州)而至鄯州，相对秦州，反而简单。”
史建瑭与秦州的天雄军节度使李存审有些交情，闻言不禁有些不服，仗义道：“由泾原而取鄯州，道路固然便捷，然则泾原张氏懦弱无能，岂是德祥公之对手？”德祥，是李存审的表字。
他这一说，李嗣恩作为李存审的义兄弟，也表示支持，道：“某也以为如此，天雄军本有善战之名，存审吾兄治军宽严相济，到任秦州后一扫旧弊，整军强训，其效昭彰。此前大王攻略凤翔、关中之时，国宝曾代行指挥之权，那时便对天雄军颇有赞誉。以某看来，天雄军一旦出击陇右，那些乌七八糟的吐蕃、青唐羌乃至吐谷浑人，望风而降说不定都是有的。”
李承嗣却有些迟疑，沉吟了一下，摇头道：“德祥自是名将无疑，只是从秦州而取鄯州，这中间的势力实在过于复杂，望风而降云云，最好还是不要太过希冀。只消这一路诸州诸镇稍加抵抗，秦州军进兵的速度便会受到严重的拖延。而相反，泾原军虽然主帅无能，但毕竟只须取会州、金城两地，便可一路直奔鄯州，这一优势，实在太过巨大……这样来看，某还是更看好泾原一些。”
几名文臣自然不会对这种明显的军务插嘴，但李巨川却除外，他原是在崔胤被杀之后由李曜直接扶上相位的，当初在李曜麾下为幕僚，其参谋之能一直偏向军务，与更加偏向政务的李袭吉一奇一正，也算是优势互补。如今李曜麾下这四员大将两两分执一词，他也不甘寂寞，插话进来。
不过李巨川却并非直说秦州、泾原谁更有机会先夺鄯州，而是道：“用兵当如水，水无常势，谁先夺得鄯州，有时候未必是我等帷幄之中便能全然料定。不过大王，仆方才听四位将军提起泾帅懦弱，却是想起一件大事来了。”
“哦？”李曜刚才那个提议以前并未在脑中仔细规划，只是他临时起意罢了，刚才四将相争只是，他本也在心中思索秦成、泾原这二镇抢夺鄯州的话，究竟谁更有优势，听得李巨川这么一说，不禁下意识反问：“何事？”
李巨川扬眉道：“鄜坊镇此前被撤藩，而保塞军原是从鄜坊镇分割而出，如今朝廷声威大振，定难拓跋氏一则不敢与我交锋，二则被军械监矿产贸易所迷，如今在夏州老实得仿佛家中犬彘，仆以为保塞军已无需再设。”
众人咋听此言，俱是微惊，须知保塞军节度使李嗣源乃是与李曜私交相当亲密，而且他也是晋王李克用看重的义儿之一，当初李克用准其出任保塞军节度使，一方面是应李曜所请，一方面也是李克用对他的忠诚颇为放心，用他为延帅，有制衡李曜的作用。
虽然今时今日，以保塞军不过三万的兵力，要想制衡秦王李曜已经无异于天荒夜谈，但他的存在毕竟有着一种特别的象征意义，李巨川这个提议，无非是说要将保塞军裁撤……这本身并无问题，问题是保塞军裁撤之后，李嗣源如何安排？李克用会如何去想？
果然，李曜也皱起了眉头，摇头道：“保塞军……”
但今天李巨川似乎有恃无恐，竟然拱手打断道：“大王，保塞军无须保留，若大王是为延帅去留为难，则大可不必。”
“哦？”李曜似乎并不计较他方才的些许无礼，点头道：“那你且说说看。”
李巨川便道：“保塞军裁撤，延帅转任泾帅。”
众人眼前一亮，心头纷纷暗道：“这倒是个好主意，只是不知泾帅张珂会不会抗命？”
李曜却面色未变，只是沉吟了一番，问道：“朝中可有空缺？”
李巨川身为吏部尚书，自然立刻接口：“回大王，兵部尚书出缺已经两年之久。”
“那好。”李曜轻轻松松地就决定了一个方镇的变更：“王相公，一会儿你代孤命中书拟诏：调泾源节度使张珂出任兵部尚书，另加检校司空，封宁国公。撤销保塞军镇，原保塞节度使李嗣源转任泾源节度使，原保塞军两万八千余就地转隶泾原镇，为其牙兵。鉴于李嗣源目前不在军镇，保塞军撤销之事待他自太原南返后执行。”
王抟心中感叹：“秦王今日之权威，竟已盛极至此！堂堂泾原一镇，有兵四万，节帅张珂一家，两代四帅传至今日，如今秦王一朝意动，竟是说调任就调任了……这中枢权威，数年前何曾敢想？只是秦王威权至此，陛下那头却不知何等心急如焚……罢了，罢了，陛下御极凡十二载，全无一事之成，或许这天下真该换个天子了……”他想到这里，自己也吓了一跳，但又自己开解自己：“总归秦王也是高祖太宗之后，为何就做不得天子？”
他一边心跳加速，一边拱手应命：“遵秦王教令。”
李曜看了李巨川一眼，又问：“这下如何？”
李巨川笑道：“这下对德祥公却有些不公平了。泾原、保塞两军相加，约莫将有七万大军，而天雄军却只三四万，且路途更是难走不少。”
李曜点了点头：“既然如此，则将叠、宕、渭、岷、洮五州划一新镇，名唤……平西。若秦帅拿下此五州，便任此职，治所自选。”
李嗣恩隐隐觉得有哪里不对劲，想来想去，忽然明白过来，诧异道：“这么一来，岂不是将陇右节度使所辖之地一分为二了么？这……这陇右节度使的成色，可就比河西节度使差得多了。”
他这一说，郭崇韬也微微一怔，心中顿时醒悟起来：“难怪此前大王一直倾向于撤藩，这次却宁肯再设一大镇，原来是又要玩一次一石二鸟……咦？不，不对，这分明是扔三颗石头，要打下一群鸟啊！”
他之所以忽然醒悟这一点，得从陇右、河西两镇节度使的设立原因，乃至整个“节度使”这一强权职务的设立说起。
大唐和吐蕃，几乎是在同一个时期兴起，在原先的历史上又是自始至终相并存的两个强大的政权，在发展过程中两者的关系也是时战时和，在当时世界来看，颇有东方双子星的意味。大唐是公元七、八世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繁荣一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当大唐正处于威震海内的唐太宗统治之际，在其西南正在崛起一个强大的奴隶制政权——吐蕃王朝。
早在公元六世纪，吐蕃就先后吞并了周边地区的部落，成为当时西藏地区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到松赞干布(公元617～650年)统治时期，统一了吐蕃地区，从而建立了一个强盛的奴隶制政权——吐蕃王朝，使其周边的一些少数民族部落及政权对其心生畏惧，“其赞普弄赞，雄霸西域，隋开皇中，其住论赞索弃赞都，播城已五十年矣，国界西南与婆罗门接，自大唐初，已有胜兵数十万，号为强国……党项、白兰诸部及吐谷浑、西域诸国咸畏惧之”。
可以说，吐蕃政权的兴衰与大唐的强弱是相始终的。当时，在唐朝的西北与西南地区，堪称“霸主”，对于唐朝来说，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劲敌。俗话说的好，“一山不容二虎”，两个强大的政权并存，他们的关系是可想而知的。
唐与吐蕃这两个并存的强大政权，在历史发展中，双方处于矛盾战争与友好往来交织发展的复杂局面，双方关系和战无常。在唐太宗和松赞干布统治时期，唐蕃双方在和亲政策下，保持着和平、友好相处的局面。可是，好景不长，随着唐太宗和松赞干布的去世，唐蕃之间的和平关系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长达170年(公元650～820年)的争战。虽然中间也有着和平，但是那都只是一段短暂的小插曲。直至长庆会盟之前，这期间基本上是以战争关系为主流。
然而，到唐中后期，唐朝处于政权不稳，帝位更替频繁，国势渐衰，边疆各少数民族部落及政权纷纷发起骚乱的阶段，而吐蕃却处于势力渐强的上升趋势当中。面对着这种内忧外患，特别是面对强大的吐蕃的东进，唐朝被迫改变了其军事战略，由唐太宗时期的军事进攻转为军事防御，河西、陇右、剑南唐蕃边界等节度使由此设置，以此来保障腹地安全，即采取“安河陇，保长安”的防御策略。正如班勇所说：“边境者，中国之唇齿，唇亡则齿寒，其理然也”，桓宽也说：“边强则中国安”。在历史上，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在对待边疆治理上基本上都采取这一态度，唐朝也不例外。在对待吐蕃问题上，就采取以边境保中国，即“安河陇、保长安”的防御策略。
唐朝初期，尤其是太宗一朝，唐朝边境稳定，与周边民族部落之间相安无事。从高宗开始，唐朝势力开始停滞不前，到武后时期则明显开始衰弱，远不如前。而在其北方、东北、西北及西南的少数民族势力却逐渐发展强大起来，不断伸入唐朝境地，对大唐的边疆统治形成了威胁。初期，唐朝在边境地域设置的都护府，到中期以后，也是势力大减，很难抵御少数民族的势力发展，有的甚至向内地迁徙，有的成为行政单位，为了边境的稳定和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大唐在边镇重新设置了新的军事管理机构——节度使。
所谓节度使，就是掌握边镇武力的官员，又称方镇或藩镇。节度使的设置，目的就是为加强边防，给边境诸州都督带使持节(节是权力的凭证)，以增其临济决断的权力，主要是防止少数民族的入侵，从而保障边疆的稳定和内地的安全。节度使的形成，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节度使”一词早在高宗永徽年间就出现了，“自高宗永徽后，都督带使持节者始谓之节度使，然犹未以命官”。
在初期，节度使只是对“持节都督”的一般称呼，并不是正式的官名，后经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几朝的发展，逐步形成和完善。正式以“节度使”为官名，是从唐睿宗景云年间开始的。景云二年(公元711)，“贺拔延嗣除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自此始有节度使之号，遂至今不改焉”。景云二年(公元711)“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自此而后，接会开元，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诸镇，皆置节度使”。自此，节度使制度正式设置。
而节度使制度的基本形成却是在唐玄宗统治时期，“明皇天宝元年，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以备西边；曰朔方、曰河东、曰范阳，以备北边；曰平卢，以备东边；曰陇右、曰剑南，以备西边；曰岭南五府经略，以备南边，节度治理，其初固止于沿边十道耳，自安禄山之乱，则内地始置九节度讨之”。
节度使由初期在北方及西北、西南边境设置，到后期普及中原，乃至在全国范围内形成，逐渐发展完善起来，其权力也愈来愈大，甚至朝廷也渐不能制。
具体到此次李曜拿出来作为驱动几大藩镇夺回河西陇右诱饵的河西、陇右节度使的设置，在初时有着其深刻的背景及原因，是集合了多种因素而形成的。
首先，大唐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势力大不如前，无力抵抗吐蕃的强势进攻。唐朝前期，尤其是唐太宗统治时期，由于他奉行“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民族政策，使其周边的民族部落、政权都臣服于其下，正是所谓“四夷来服，八方宾服”，创造了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天下安定、和平的贞观盛世，使大唐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
然而，随着唐太宗的去世，唐高宗的即位，大唐也开始由盛世渐渐走向衰世，势力大减，原本臣服于大唐的少数民族政权纷纷开始反抗，脱离唐的统治，甚至侵犯唐朝边境，如突厥、吐蕃、南诏甚至渤海等，尤其是吐蕃，在唐太宗与松赞干布相继去世以后，与大唐的关系开始恶化，双方常常剑拔弩张。而对于唐朝内部本身来说，也是忧患重重，政权不稳，皇位更替频繁，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唐朝统治者又只有先稳定外部，以求加强对内部政权巩固。由于之前在西北边境上设置的安西都护府等军事机构，在这一时期也是势力衰弱，作用微小，为了防御吐蕃的强势进攻，只能设置新的军事机构，在这种情况下，河西、陇右节度使的设置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由此，唐朝实行了一套“安河陇、保长安”的防御策略。
其次，唐蕃关系发生了变化，由和平转为了战争。在唐太宗之前，唐和吐蕃之间几乎没有正面接触过，“吐蕃……近世浸强，蚕食他国，土宇广大，胜兵数十万，然未尝通中国”，双方彼此还不是很了解。所以在贞观八年(公元634)，松赞干布向唐求和亲，太宗想借此事试探一下吐蕃的虚实，没有答应和亲，只是“遣冯德遐下书临抚，弄赞闻突厥、吐谷浑并得尚公主，乃遣使赍币求婚，帝不许”。
于是，便有了贞观十三年(公元639)的松州之战。虽然此次战役是以唐朝的胜利而告终的，然而，太宗也意识到了吐蕃的强大，对其势力也不敢小觑。所以太宗从政治、军事、边境等方面考虑，为了西南及西北边疆的稳定，对于吐蕃的第二次请求和亲，便予以答应，贞观“十五年，妻以文成公主”。文成公主的入蕃，使唐蕃之间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和平。双方边境基本上相安无事。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唐太宗和松赞干布的相继去世，由他们建立的和亲政策、友好关系也被打破，随之而来的是唐蕃之间长达170余年(公元650～821年)的战争与友好往来交织发展的复杂局面，唐蕃关系和战无常，而又以战争为主。松赞干布去世后，吐蕃军队就开始不断侵犯唐朝边境，攻扰附属唐朝的部落政权，而此时唐朝面临着严峻的内忧外患，势力大减。所以对于吐蕃的骚扰，唐政府也一改唐太宗时期的军事战略，由进攻转为防御，河西、陇右节度使的设置，便是其防御策略“安河陇、保长安”的一项重要措施。
再次，河西、陇右的战略地位。河西、陇右大致在后世甘肃省一带，简称河陇，其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河陇地区是中原王朝通向西域、中亚乃至西亚、欧洲的门户，是丝绸之路上的大动脉，同时也是中原王朝防止少数民族入侵中原、攻扰内地的屏障及边防重地，“镇河山襟带，厄束羌、戎”。所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河陇地区都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正是所谓“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
汉武帝时期为了免受匈奴向汉朝内地骚扰、掠夺，曾几次大规模向西域用兵，终于将匈奴赶至大漠以北，汉朝在此设置了河西四郡(张掖、武威、敦煌、酒泉)，并在公元前60年设置了西域都护府，“汉武开河西，遏绝羌与匈奴相通之路，使不得解雠，合约为中国患”，以此保证了西汉王朝西北边境上的安宁与稳定。从此开始，河西、陇右地区成为中原王朝统治的一部分，也成为中原王朝的重要的战略军事基地。
在唐朝，河陇地区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其北有突厥，西有回纥，西南有吐蕃，而且这三个少数民族在当时也可谓是强大的政权，有时其势力甚至可以与大唐相媲美。唐朝统治者为了其边境的安宁与稳定，防止少数民族向内地的侵扰，尤其为了防止吐蕃的进攻，高度重视河陇地区的战略地位。“河陇地区是丝绸之路的要孔，在战略上据有极重要地位。吐蕃若控制了河陇，既可切断与西域的联系，又可成为进攻唐朝心腹地区的跳板。吐蕃奴隶主的攻唐战略即是先蚕食边境军事据点，然后重点突破陇右，遮断河西，孤立西域，进而兵锋直指唐朝政治中心长安。”所以，河陇一带是吐蕃与唐朝交战的最为频繁的地区。针对吐蕃的这种攻唐战略，大唐对河陇地区做了细致的军事部署。
唐太宗时期，全国划为十道，河陇隶属陇右道，包括安西四镇及北庭都护府等军事重镇；睿宗景云二年，从陇右道中分置河西道，“贞观元年，分陇坻已西为陇右道，景云二年，以江山阔远，奉使者艰难，乃分山南为东西道，自黄河以西，分为河西道”，并设置河西节度使和陇右节度使。关于河陇地区在防止吐蕃进攻中的战略地位，在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中有着这样的记载：“唐初的河西地，贞观中地益拓置四镇，咸亨初为吐蕃所陷，长寿元年，复收四镇，议者请废之，崔融曰：‘太宗践汉旧迹，并南山抵葱岭，割裂府镇，烟火相望，吐蕃不敢内侮，高宗时弃四镇不能有，而吐蕃遂张入焉耆之西，今若又弃之，使彼得四镇，必临西域，西域震则威憺南羌，南羌连卫，河西必危已’”，也正如唐初名相褚遂良所言：“河西者，中国之心腹”，提议唐太宗重视河西地区，也可见河陇地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自永徽元年(公元650)，吐蕃军队开始压兵唐朝边境，双方往往剑拔弩张，终于在咸亨元年(公元670)，迫使唐朝放弃安西四镇。随后，永隆元年(公元680)，吐蕃侵扰河源；证圣元年(公元695)，吐蕃入侵临洮；“(开元)二年八月乙亥，吐蕃寇边”、“四年二月辛酉，吐蕃寇松州”等等。吐蕃屡屡侵犯唐朝边境，虽然期间有金城公主入蕃，但这只是唐蕃之间战争关系中的一段和平的小插曲，最终没有改变双方的矛盾关系，唐蕃之间的战争仍是屡屡发生。
吐蕃来势汹汹，处于政权不稳定阶段的大唐对于吐蕃的强势进攻，似乎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往往处于防御之势。基于此，大唐统治者为了边疆的安宁，以防吐蕃的不断入侵，所以“……为诸将节度，以定其乱”。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为了防止吐蕃及它与回鹘可能发生的联系，特设置河西节度使，领凉、甘、肃、伊、瓜、沙、西等七州；玄宗开元五年(公元717)，为防止吐蕃的强势进攻，又特设置陇右节度使，领秦、河、渭、鄯、兰、临、武、洮、岷、廓、叠、宕等十二州。河西、陇右两节度使共驻精兵十四万三千人戎守，对吐蕃形成强大的威慑力量，使吐蕃难以攻入。
由于河西、陇右在唐朝有着及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再加上当时的历史时代背景，河西、陇右节度使的设置也就合情合理合时宜了。河西、陇右节度使设置在唐蕃战争最为频繁、都护府等同虚设的情况下，可谓是“受命于危难之际”，责任重大。事实上，河西、陇右节度使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确实防御了吐蕃的进攻，保卫了唐朝西北边境的稳定，同时也助唐朝中央政府平定内乱，护卫了京师的安全。可以说，河西、陇右两节度使即“安”了“河陇”，也“保”了“长安”。
首先，“安河陇”。开元二年(公元714)秋，吐蕃大将坌达延、乞力徐等率十余万众进寇临洮、兰州、渭州，吐蕃从九曲之地，攻打唐朝，挑起事端，此距金城公主入蕃和亲还不到十年(公元706～714年)，随着吐蕃军队的入侵，唐蕃第二次短暂和平告一段落，双方又开始了争夺战争，吐蕃“自是连年犯边”。
唐朝为了防御吐蕃在河陇地区的军事进攻，以“郭知运、王君奐，相次为河西节度使以捍之”，开元五年，以郭知运遥领陇右节度使。唐朝在河陇地区驻扎精兵强将，而且兵力众多。自从河西、陇右节度使设置以后，唐朝在唐蕃战争中无论是进攻或是防御，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这是唐蕃双方自永徽年间开战以来，唐朝取得胜利较多的一个阶段。
开元五年，陇右节度使郭知运进攻吐蕃获胜，“七月壬寅，陇右节度使郭知运及吐蕃战，败之”、开元六年(公元718)，郭知运又率军进攻九曲地区，大获全胜。经过几次失败以后，于“七年六月戊辰，吐蕃请和”。吐蕃的这次请求和约，虽然没有与唐朝形成文字上的签署，但在此后几年，唐蕃之间在河陇地区也保持了一段和平时期。可是此时，唐朝正处于第二个盛世，即玄宗开元盛世的阶段，皇帝开明，同时也好大喜功，而边城将士亦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于是在开元十二年(公元724)，陇右节度使王君奐对吐蕃发起进攻，双方再次燃起战端。“(开元)十五年正月辛丑，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君奐及吐蕃战于青海”，双方在青海一战，断断续续进行了几年。在初期，双方互有胜负，到了后期，河西节度使萧嵩利用反间计，造谣吐蕃大相悉诺逻恭禄背地里与唐相通，赤德祖赞不明真相，将其杀害，“嵩纵反间，杀悉诺逻恭禄”，致使吐蕃军队涣散，又无良将。在这种情况下，随后吐蕃发动的几次攻势，都在唐朝强大兵力的防御、反击下遭到了失败，而唐朝却乘胜攻克收复了许多城池，如“(开元)十六年正月壬寅，赵颐贞及吐蕃战于曲子城，败之”、“七月，吐蕃寇瓜洲，刺史张守珪败之”、“乙巳，陇右节度使张志亮、河西节度使萧嵩克吐蕃大莫门城”、“八月辛卯，及吐蕃战于祁连城，败之”、“十七年三月戊戌，张守珪及吐蕃战于大同军，败之”、“(天宝)十三载三月，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败吐蕃，复河源九曲”等等。
吐蕃一次次的失败，使其赞普不得不考虑重新与唐朝讲和。双方从各自利益出发曾多次会盟，但是由于双方边境战火迭起，近十次会盟都终归失败，直至最后一次，即长庆会盟，才最终结束了双方170多年的争夺，但那已是100年以后，唐蕃双方都走向衰败，无力再战之时的事了。在这之前，双方的争斗仍然继续着，河西、陇右节度使所驻扎的精兵强将还担任着保护河陇地区的责任，在此基础上，也就保障了河西走廊畅通及唐朝的商旅来往的安全。
其次，“保长安”。河西、陇右节度使除了保护了河陇地区的安全、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外，同时也助唐朝平定内乱，护卫了京师安全。唐朝历史自从进入天宝年间，逐渐开始走向衰落，玄宗不理朝政，任用奸臣。而地方节度使权力越来越大，集地方财、政、军大权于一身，“及府兵法坏，而方镇盛，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险要，专方面，既有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然则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致使节度使所统辖的藩镇割据逐渐形成。终于在天宝十四年，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及其部史思明发动叛变，以摧枯拉朽之势，占领了洛阳、长安。中央政府抽调河西、陇右及北庭、安西四镇的精兵强将东进平叛，护卫京师。经过长达八年的奋战和政治妥协，“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下去。后广德二年(公元764)又有仆恩怀恩造反，又是河西节度使杨志烈命监军柏文达率军解救京师之危。
唐朝的两次大的内乱，在河西、陇右两节度使的协助下，终被平息下去。
然而，随着唐朝内乱的平息，河陇地区却逐渐被吐蕃所占领。安史之乱期间，河西、陇右节度使的精兵被东调，河陇地区空虚，因而“吐蕃乘我间隙，日蹴边城，或为掳掠伤杀，或转死沟壑，数年之后，凤翔之西，邠州之北，尽蕃戎之境，湮没数十州”。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吐蕃陷威戎、神威、武宁、宣威、金天、天成等军和定戍等城；第二年，又取廓、霸、岷等州及河源、漠门等军；宝应元年(公元762)，陷临洮。取秦、成、渭等州；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入大震关，取兰、河、鄯、洮等州，至此，“陇右地尽失”。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吐蕃又占甘州、肃州，十一年，再占瓜州；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占沙州，贞元七年(公元791)，攻陷西州。
安史之乱后不到半个世纪，河陇诸州及安西、北庭辖地皆被吐蕃占领。广德元年，吐蕃控制了河陇地区后，曾一度兵锋直指长安，代宗出逃。虽然十三天后，郭子仪率军收复长安，但这这不能不说是由于“安史之乱”及仆恩怀恩造反而两度抽调河西、陇右节度使的原因所造成的，同时也突出了河陇的重要战略地位及河西、陇右节度使的重要作用。
当然从另一个方面又可以看到节度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节度使设置的初始目的是防止少数民族进犯，保障边境安全与稳定，其性质是纯军事性的。在初期，节度使也的确起着军事作用，达到了预想的目的。可是，到了后期，节度使集地方军、政、财大权于一身，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藩镇割据也由此产出，大唐也形成了外强中干的政治形势，加剧了大唐的衰亡，“其后天子弱、方镇强，而唐遂以亡灭者，措置之势使然也”。
清末史学家赵翼曾说：“节度使……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于是方镇之势日强，安禄山以节度使起兵，几覆天下。及安史既平，武夫战将以功起行阵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迨至末年，天下尽分裂于方镇，而朱全忠遂以梁兵移唐祚矣，推原祸始，皆由于节度使掌兵民之权故也”。
不说别人，就说李曜，若非在河中时财、政、军三权齐掌，哪里有机会西进长安，继而成为“关中王”，控制朝廷，威震天下？
可见节度使的设置，在后期不仅没给唐朝边境带来安定，相反，却使唐朝内部陷入动乱，从而引发了藩镇割据势力的不断争斗，并最终断送了大唐江山的命运，“盖唐之乱，非藩镇无以平之，而亦藩镇有以乱之”。这是从整体上来看，节度使设置的负面影响。
仍说河陇地区，在被吐蕃占领后，河西、陇右节度使也随之消失，虽然在瓜州人民起义首领张议潮收复河陇后，唐朝又恢复了河西、陇右节度使，但此时唐蕃双方的势力都走向了衰败，已经无力为河陇而争战，所以河西、陇右节度使也就失去了其原有的作用，相反却形成了一支割据一方的藩镇势力。历史上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在河陇地区，陆续出现了三个独立性的地方政权，即瓜洲归义军、甘州回鹘和凉州蕃汉联合政权，实际上也间接地加速了唐帝国的灭亡，更使河陇地区陷入地方割据政权的状态。至此，大唐的“安河陇、保长安”的防御策略也就失去了其实际意义。
总而言之，唐蕃之间自永徽元年(公元650)到长庆会盟(公元821)，进行了长达170余年的争夺，双方争斗的焦点多数情况下是河陇地区，由于吐蕃奴隶主的攻唐战略即是先蚕食边境军事据点，然后重点突破陇右，遮断河西，孤立西域，进而兵锋直指唐朝政治中心长安，而河陇地区对于吐蕃来说，进可攻，退可守，是个有利的军事作战基地。但河陇地区对唐朝的战略作用更加突出，它担负着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保护边境稳定、安宁及内地安全的责任。清时顾祖禹曾说：“盖其地跨越边塞，保险阻，宜畜牧……天下多事，群雄恒睥睨于此”。可见河陇地区的重要性，由此，河陇地区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也成了唐蕃争夺最为频繁的地区。
从吐蕃的攻唐战略中可以看出，吐蕃要先攻破河陇，再以河陇为根据地，进入长安，所以对于唐朝来说，要想防止吐蕃势力伸入腹地，保住河陇地区至关重要。关于河西、陇右节度使的设置、作用，可以看出唐朝对吐蕃的防御策略是守住唐蕃边境咽喉之地，即河陇地区。“安河陇、保长安”成为了唐朝前、中期防范吐蕃进攻中原的主要军事战略。以河陇地区为军事防线，在此驻扎大量的精兵强将，防御吐蕃的进攻，从而保卫长安的安全。
在安史之乱之前，河西、陇右节度使始终担负着防御吐蕃进攻，防止其势力伸入腹地的重任，吐蕃也始终没有突破河陇这道军事防线。虽然安史之乱后，吐蕃占领了河陇，还曾一度占据长安，但其也很快退出了长安，并且由于吐蕃内部矛盾加重，势力衰弱，无力统治河陇，再加上河陇人民的起义不断，所以在半个多世纪以后，张议潮收复了河陇地区，在名义上河陇地区又归于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而此后由于归义军自身发生内乱，加之朝廷无力西进配合，才导致了今日河陇地区再次不复为大唐所有。
但即便李曜有着坚定的“削藩”之心，从全国来看，节度使的设置，也的确致使唐朝后期形成了藩镇割据，并最终断送了大唐江山。但从对吐蕃的进攻防御上，河西、陇右节度使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却是成功的，毕竟安史之乱之前，它达到了唐朝设置的预期目的。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安河陇、保长安”的这种防御策略，对于唐朝来说也是成功的，河西、陇右节度使功不可没。
而李曜此时抛出河西陇右两个节度使的位置，其用意却是非常复杂的。郭崇韬此时心中能够猜测到的，就足有三点。
第一，打通与归义军之间的直接联系。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事实上郭崇韬此时并没有看出这一条有什么迫切的需要。因为在他看来，即便打通了与归义军之间的连接，归义军如今其实也是割据一方的，难道打通连接之后，归义军就会老老实实地完全听命于朝廷，该交税交税，该交兵交兵？恐怕很难。所以他很奇怪秦王知道归义军的情况之后立刻就要对那边下手的急切心情从何而来。
第二，打击吐蕃力量。这一点郭崇韬倒是完全可以理解，吐蕃趁大唐内乱，丧尽天良的事情干得多了去了，但凡大唐之人，谁不恨吐蕃？正好吐蕃现在也衰落了，大唐若有余力取回陇右河西，那就好比把自己被人抢去的东西拿回来，这还需要讲客气、讲理由么？
第三，就是一石二鸟，或者按照他的想法，是“三石群鸟”。趁着剿灭李茂贞、平定两川的巨大军事胜利，朝廷威望达到近些年的顶点，秦王作为朝廷主宰，要向周边方镇——特别是关中乃至更西边的方镇展示威严了。当然展示威严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估计是要迫使如朔方、泾原、归义乃至于邠宁、天雄都完全臣服于朝廷——或者说他秦王本人。
郭崇韬在这边揣度李曜的心思，实在还只是小儿科，作为亲信谋士的李巨川，对李曜的心思看得更加明白。
此时李巨川听了李曜刚才的话，心中波澜起伏，暗道：“大王这着棋下得厉害！明面上的那些原因别看似乎已经很充足，但大王这种每一步举动都必须要拿到切实利益的人，岂会仅仅为了炫耀威严而布这么一局？他这是故意要将李嗣昭、李嗣源和李存审三帅从关中附近调开，而且是远离河东啊！”
李巨川心中暗喜，却又一叹，想道：“可惜以晋王之能，肯定看不出这一点，因为在他看来，河西陇右这两大节度使，纵然陇右一分为二，也比关中三帅原先所占据的三镇要强了不少！而从地势上来说，关中三帅如能顺利拿到河西、陇右、平西三镇，那么河东只要再想点办法拿下朔方，便对秦王的势力来了个半包围，战略态势看起来反而更好了一些。以晋王如今开始防备秦王的心态来看，他必然会认可这种变化。却不想，秦王最善长的套路里头，就有这一手请君入瓮！看吧，一旦到时候三帅真拿下河陇，原先的邠宁、泾原、秦成三镇，必然会被撤藩收归朝廷直辖，而朝廷多半又会继续增加军队，虽然咋一看整个关中附近的总兵力没有变化，但实际上朝廷手中能够动用的机动兵力却必然更加充足，而且从地域上来讲，其回旋的余地也就更大。”
他再思索了一下，又想到：“而且河陇丢失多年，其东面的泾原、邠宁、秦成等地防备也已完善，就算将来三帅真有根秦王反目的一天，那时的秦王也有足够的把握将三帅直接阻拦在关中这根本重地之外，而那时候的河东，反倒孤立无援了。”
李巨川想到此处，望向面色如常的李曜，心中忽然升起一丝畏惧，脑中闪过一个念头：“秦王心计如此之深，防备如此之严，可为何此番还要不顾一切地去太原这险地？真的只是因为不能承担这不孝的骂名么？还是……他本就有了十足的把握，知道晋王一定不会拿他怎样？可是，理由呢？什么十几万大军摆阵晋州、什么府州折家威慑北疆，这绝不可能是秦王如此胆大的理由！要知道，晋王如果真要杀他，就直接杀了又如何？就算这十几万兵是秦王嫡系掌握的，可是关中、汉中、两川……多少秦王麾下的大将是河东出身？一旦秦王身死，他有没有子嗣，晋王还怕不能传檄而定，甚至让他们直接臣服？更何况还有关中三帅可以直接威胁长安呢！可这些，秦王自己不可能不知道！那……秦王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后手，才能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如此镇定果断、有恃无恐？”李巨川只觉得自己一时头大如斗。
这样的明公……也太难伺候呐！
( )一听李曜提及“好处”二字，众人心中便忍不住暗道：“秦王的好处，只怕不是那么好拿的。(凤舞文学网)”
果然，李曜笑吟吟地说道：“河西、陇右二节度，当年曾经兵雄天下，而如今却不复置久矣，孤若以二节度为赏，邀令朔方、邠宁、泾原、天雄以及归义五镇合而击之，下鄯州者得陇右，下凉州者得河西，诸公……以为如何？”
郭崇韬一拍大腿：“实乃妙计！”他兴奋地对着地图指指画画道：“归义、朔方、邠宁三镇，一在凉州以西，顺祁连山可至，一在凉州以东，越贺兰山可至，一在凉州东南，西出萧关可至，且此三镇相距凉州距离差别不大，一旦相争，正是势均力敌，为据此重地，必然不留余力。”然后又一直南面一些的地方，道：“泾原、天雄二镇离凉州较远，且中间有陇右诸州隔绝，多半只能争夺陇右。相对而言，天雄军的秦州、成州本就属于陇右，看似有些地利，但若以大王方才这般酬功之法，实则反而不利于天雄。”
他说得兴奋指着地图侃侃而谈：“大王、诸公，请看此图，以秦州出兵夺取鄯州，至少须得经过渭州、渭源、狄道、大夏、河州、龙支六个军镇，然后才到鄯州，而且这样的出兵路线还是在秦州军先将陇右东南部的叠州、宕州、岷州、洮州四地置之不理的情况下才能走的。而相反，泾原镇看似离鄯州更远一些，然而实际上泾原却只需直接往西北出兵攻取会州，而后便有两路可走，北路可走广武而至鄯州，南路可走金城(兰州)而至鄯州，相对秦州，反而简单。”
史建瑭与秦州的天雄军节度使李存审有些交情，闻言不禁有些不服，仗义道：“由泾原而取鄯州，道路固然便捷，然则泾原张氏懦弱无能，岂是德祥公之对手？”德祥，是李存审的表字。
他这一说，李嗣恩作为李存审的义兄弟，也表示支持，道：“某也以为如此，天雄军本有善战之名，存审吾兄治军宽严相济，到任秦州后一扫旧弊，整军强训，其效昭彰。此前大王攻略凤翔、关中之时，国宝曾代行指挥之权，那时便对天雄军颇有赞誉。以某看来，天雄军一旦出击陇右，那些乌七八糟的吐蕃、青唐羌乃至吐谷浑人，望风而降说不定都是有的。”
李承嗣却有些迟疑，沉吟了一下，摇头道：“德祥自是名将无疑，只是从秦州而取鄯州，这中间的势力实在过于复杂，望风而降云云，最好还是不要太过希冀。只消这一路诸州诸镇稍加抵抗，秦州军进兵的速度便会受到严重的拖延。而相反，泾原军虽然主帅无能，但毕竟只须取会州、金城两地，便可一路直奔鄯州，这一优势，实在太过巨大……这样来看，某还是更看好泾原一些。”
几名文臣自然不会对这种明显的军务插嘴，但李巨川却除外，他原是在崔胤被杀之后由李曜直接扶上相位的，当初在李曜麾下为幕僚，其参谋之能一直偏向军务，与更加偏向政务的李袭吉一奇一正，也算是优势互补。如今李曜麾下这四员大将两两分执一词，他也不甘寂寞，插话进来。
不过李巨川却并非直说秦州、泾原谁更有机会先夺鄯州，而是道：“用兵当如水，水无常势，谁先夺得鄯州，有时候未必是我等帷幄之中便能全然料定。不过大王，仆方才听四位将军提起泾帅懦弱，却是想起一件大事来了。”
“哦？”李曜刚才那个提议以前并未在脑中仔细规划，只是他临时起意罢了，刚才四将相争只是，他本也在心中思索秦成、泾原这二镇抢夺鄯州的话，究竟谁更有优势，听得李巨川这么一说，不禁下意识反问：“何事？”
李巨川扬眉道：“鄜坊镇此前被撤藩，而保塞军原是从鄜坊镇分割而出，如今朝廷声威大振，定难拓跋氏一则不敢与我交锋，二则被军械监矿产贸易所迷，如今在夏州老实得仿佛家中犬彘，仆以为保塞军已无需再设。”
众人咋听此言，俱是微惊，须知保塞军节度使李嗣源乃是与李曜私交相当亲密，而且他也是晋王李克用看重的义儿之一，当初李克用准其出任保塞军节度使，一方面是应李曜所请，一方面也是李克用对他的忠诚颇为放心，用他为延帅，有制衡李曜的作用。
虽然今时今日，以保塞军不过三万的兵力，要想制衡秦王李曜已经无异于天荒夜谈，但他的存在毕竟有着一种特别的象征意义，李巨川这个提议，无非是说要将保塞军裁撤……这本身并无问题，问题是保塞军裁撤之后，李嗣源如何安排？李克用会如何去想？
果然，李曜也皱起了眉头，摇头道：“保塞军……”
但今天李巨川似乎有恃无恐，竟然拱手打断道：“大王，保塞军无须保留，若大王是为延帅去留为难，则大可不必。”
“哦？”李曜似乎并不计较他方才的些许无礼，点头道：“那你且说说看。”
李巨川便道：“保塞军裁撤，延帅转任泾帅。”
众人眼前一亮，心头纷纷暗道：“这倒是个好主意，只是不知泾帅张珂会不会抗命？”
李曜却面色未变，只是沉吟了一番，问道：“朝中可有空缺？”
李巨川身为吏部尚书，自然立刻接口：“回大王，兵部尚书出缺已经两年之久。”
“那好。”李曜轻轻松松地就决定了一个方镇的变更：“王相公，一会儿你代孤命中书拟诏：调泾源节度使张珂出任兵部尚书，另加检校司空，封宁国公。撤销保塞军镇，原保塞节度使李嗣源转任泾源节度使，原保塞军两万八千余就地转隶泾原镇，为其牙兵。鉴于李嗣源目前不在军镇，保塞军撤销之事待他自太原南返后执行。”
王抟心中感叹：“秦王今日之权威，竟已盛极至此！堂堂泾原一镇，有兵四万，节帅张珂一家，两代四帅传至今日，如今秦王一朝意动，竟是说调任就调任了……这中枢权威，数年前何曾敢想？只是秦王威权至此，陛下那头却不知何等心急如焚……罢了，罢了，陛下御极凡十二载，全无一事之成，或许这天下真该换个天子了……”他想到这里，自己也吓了一跳，但又自己开解自己：“总归秦王也是高祖太宗之后，为何就做不得天子？”
他一边心跳加速，一边拱手应命：“遵秦王教令。”
李曜看了李巨川一眼，又问：“这下如何？”
李巨川笑道：“这下对德祥公却有些不公平了。泾原、保塞两军相加，约莫将有七万大军，而天雄军却只三四万，且路途更是难走不少。”
李曜点了点头：“既然如此，则将叠、宕、渭、岷、洮五州划一新镇，名唤……平西。若秦帅拿下此五州，便任此职，治所自选。”
李嗣恩隐隐觉得有哪里不对劲，想来想去，忽然明白过来，诧异道：“这么一来，岂不是将陇右节度使所辖之地一分为二了么？这……这陇右节度使的成色，可就比河西节度使差得多了。”
他这一说，郭崇韬也微微一怔，心中顿时醒悟起来：“难怪此前大王一直倾向于撤藩，这次却宁肯再设一大镇，原来是又要玩一次一石二鸟……咦？不，不对，这分明是扔三颗石头，要打下一群鸟啊！”
他之所以忽然醒悟这一点，得从陇右、河西两镇节度使的设立原因，乃至整个“节度使”这一强权职务的设立说起。
大唐和吐蕃，几乎是在同一个时期兴起，在原先的历史上又是自始至终相并存的两个强大的政权，在发展过程中两者的关系也是时战时和，在当时世界来看，颇有东方双子星的意味。大唐是公元七、八世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繁荣一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当大唐正处于威震海内的唐太宗统治之际，在其西南正在崛起一个强大的奴隶制政权——吐蕃王朝。
早在公元六世纪，吐蕃就先后吞并了周边地区的部落，成为当时西藏地区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到松赞干布(公元617～650年)统治时期，统一了吐蕃地区，从而建立了一个强盛的奴隶制政权——吐蕃王朝，使其周边的一些少数民族部落及政权对其心生畏惧，“其赞普弄赞，雄霸西域，隋开皇中，其住论赞索弃赞都，播城已五十年矣，国界西南与婆罗门接，自大唐初，已有胜兵数十万，号为强国……党项、白兰诸部及吐谷浑、西域诸国咸畏惧之”。
可以说，吐蕃政权的兴衰与大唐的强弱是相始终的。当时，在唐朝的西北与西南地区，堪称“霸主”，对于唐朝来说，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劲敌。俗话说的好，“一山不容二虎”，两个强大的政权并存，他们的关系是可想而知的。
唐与吐蕃这两个并存的强大政权，在历史发展中，双方处于矛盾战争与友好往来交织发展的复杂局面，双方关系和战无常。在唐太宗和松赞干布统治时期，唐蕃双方在和亲政策下，保持着和平、友好相处的局面。可是，好景不长，随着唐太宗和松赞干布的去世，唐蕃之间的和平关系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长达170年(公元650～820年)的争战。虽然中间也有着和平，但是那都只是一段短暂的小插曲。直至长庆会盟之前，这期间基本上是以战争关系为主流。
然而，到唐中后期，唐朝处于政权不稳，帝位更替频繁，国势渐衰，边疆各少数民族部落及政权纷纷发起骚乱的阶段，而吐蕃却处于势力渐强的上升趋势当中。面对着这种内忧外患，特别是面对强大的吐蕃的东进，唐朝被迫改变了其军事战略，由唐太宗时期的军事进攻转为军事防御，河西、陇右、剑南唐蕃边界等节度使由此设置，以此来保障腹地安全，即采取“安河陇，保长安”的防御策略。正如班勇所说：“边境者，中国之唇齿，唇亡则齿寒，其理然也”，桓宽也说：“边强则中国安”。在历史上，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在对待边疆治理上基本上都采取这一态度，唐朝也不例外。在对待吐蕃问题上，就采取以边境保中国，即“安河陇、保长安”的防御策略。
唐朝初期，尤其是太宗一朝，唐朝边境稳定，与周边民族部落之间相安无事。从高宗开始，唐朝势力开始停滞不前，到武后时期则明显开始衰弱，远不如前。而在其北方、东北、西北及西南的少数民族势力却逐渐发展强大起来，不断伸入唐朝境地，对大唐的边疆统治形成了威胁。初期，唐朝在边境地域设置的都护府，到中期以后，也是势力大减，很难抵御少数民族的势力发展，有的甚至向内地迁徙，有的成为行政单位，为了边境的稳定和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大唐在边镇重新设置了新的军事管理机构——节度使。
所谓节度使，就是掌握边镇武力的官员，又称方镇或藩镇。节度使的设置，目的就是为加强边防，给边境诸州都督带使持节(节是权力的凭证)，以增其临济决断的权力，主要是防止少数民族的入侵，从而保障边疆的稳定和内地的安全。节度使的形成，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节度使”一词早在高宗永徽年间就出现了，“自高宗永徽后，都督带使持节者始谓之节度使，然犹未以命官”。
在初期，节度使只是对“持节都督”的一般称呼，并不是正式的官名，后经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几朝的发展，逐步形成和完善。正式以“节度使”为官名，是从唐睿宗景云年间开始的。景云二年(公元711)，“贺拔延嗣除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自此始有节度使之号，遂至今不改焉”。景云二年(公元711)“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自此而后，接会开元，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诸镇，皆置节度使”。自此，节度使制度正式设置。
而节度使制度的基本形成却是在唐玄宗统治时期，“明皇天宝元年，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以备西边；曰朔方、曰河东、曰范阳，以备北边；曰平卢，以备东边；曰陇右、曰剑南，以备西边；曰岭南五府经略，以备南边，节度治理，其初固止于沿边十道耳，自安禄山之乱，则内地始置九节度讨之”。
节度使由初期在北方及西北、西南边境设置，到后期普及中原，乃至在全国范围内形成，逐渐发展完善起来，其权力也愈来愈大，甚至朝廷也渐不能制。
具体到此次李曜拿出来作为驱动几大藩镇夺回河西陇右诱饵的河西、陇右节度使的设置，在初时有着其深刻的背景及原因，是集合了多种因素而形成的。
首先，大唐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势力大不如前，无力抵抗吐蕃的强势进攻。唐朝前期，尤其是唐太宗统治时期，由于他奉行“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民族政策，使其周边的民族部落、政权都臣服于其下，正是所谓“四夷来服，八方宾服”，创造了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天下安定、和平的贞观盛世，使大唐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
然而，随着唐太宗的去世，唐高宗的即位，大唐也开始由盛世渐渐走向衰世，势力大减，原本臣服于大唐的少数民族政权纷纷开始反抗，脱离唐的统治，甚至侵犯唐朝边境，如突厥、吐蕃、南诏甚至渤海等，尤其是吐蕃，在唐太宗与松赞干布相继去世以后，与大唐的关系开始恶化，双方常常剑拔弩张。而对于唐朝内部本身来说，也是忧患重重，政权不稳，皇位更替频繁，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唐朝统治者又只有先稳定外部，以求加强对内部政权巩固。由于之前在西北边境上设置的安西都护府等军事机构，在这一时期也是势力衰弱，作用微小，为了防御吐蕃的强势进攻，只能设置新的军事机构，在这种情况下，河西、陇右节度使的设置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由此，唐朝实行了一套“安河陇、保长安”的防御策略。
其次，唐蕃关系发生了变化，由和平转为了战争。在唐太宗之前，唐和吐蕃之间几乎没有正面接触过，“吐蕃……近世浸强，蚕食他国，土宇广大，胜兵数十万，然未尝通中国”，双方彼此还不是很了解。所以在贞观八年(公元634)，松赞干布向唐求和亲，太宗想借此事试探一下吐蕃的虚实，没有答应和亲，只是“遣冯德遐下书临抚，弄赞闻突厥、吐谷浑并得尚公主，乃遣使赍币求婚，帝不许”。
于是，便有了贞观十三年(公元639)的松州之战。虽然此次战役是以唐朝的胜利而告终的，然而，太宗也意识到了吐蕃的强大，对其势力也不敢小觑。所以太宗从政治、军事、边境等方面考虑，为了西南及西北边疆的稳定，对于吐蕃的第二次请求和亲，便予以答应，贞观“十五年，妻以文成公主”。文成公主的入蕃，使唐蕃之间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和平。双方边境基本上相安无事。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唐太宗和松赞干布的相继去世，由他们建立的和亲政策、友好关系也被打破，随之而来的是唐蕃之间长达170余年(公元650～821年)的战争与友好往来交织发展的复杂局面，唐蕃关系和战无常，而又以战争为主。松赞干布去世后，吐蕃军队就开始不断侵犯唐朝边境，攻扰附属唐朝的部落政权，而此时唐朝面临着严峻的内忧外患，势力大减。所以对于吐蕃的骚扰，唐政府也一改唐太宗时期的军事战略，由进攻转为防御，河西、陇右节度使的设置，便是其防御策略“安河陇、保长安”的一项重要措施。
再次，河西、陇右的战略地位。河西、陇右大致在后世甘肃省一带，简称河陇，其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河陇地区是中原王朝通向西域、中亚乃至西亚、欧洲的门户，是丝绸之路上的大动脉，同时也是中原王朝防止少数民族入侵中原、攻扰内地的屏障及边防重地，“镇河山襟带，厄束羌、戎”。所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河陇地区都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正是所谓“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
汉武帝时期为了免受匈奴向汉朝内地骚扰、掠夺，曾几次大规模向西域用兵，终于将匈奴赶至大漠以北，汉朝在此设置了河西四郡(张掖、武威、敦煌、酒泉)，并在公元前60年设置了西域都护府，“汉武开河西，遏绝羌与匈奴相通之路，使不得解雠，合约为中国患”，以此保证了西汉王朝西北边境上的安宁与稳定。从此开始，河西、陇右地区成为中原王朝统治的一部分，也成为中原王朝的重要的战略军事基地。
在唐朝，河陇地区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其北有突厥，西有回纥，西南有吐蕃，而且这三个少数民族在当时也可谓是强大的政权，有时其势力甚至可以与大唐相媲美。唐朝统治者为了其边境的安宁与稳定，防止少数民族向内地的侵扰，尤其为了防止吐蕃的进攻，高度重视河陇地区的战略地位。“河陇地区是丝绸之路的要孔，在战略上据有极重要地位。吐蕃若控制了河陇，既可切断与西域的联系，又可成为进攻唐朝心腹地区的跳板。吐蕃奴隶主的攻唐战略即是先蚕食边境军事据点，然后重点突破陇右，遮断河西，孤立西域，进而兵锋直指唐朝政治中心长安。”所以，河陇一带是吐蕃与唐朝交战的最为频繁的地区。针对吐蕃的这种攻唐战略，大唐对河陇地区做了细致的军事部署。
唐太宗时期，全国划为十道，河陇隶属陇右道，包括安西四镇及北庭都护府等军事重镇；睿宗景云二年，从陇右道中分置河西道，“贞观元年，分陇坻已西为陇右道，景云二年，以江山阔远，奉使者艰难，乃分山南为东西道，自黄河以西，分为河西道”，并设置河西节度使和陇右节度使。关于河陇地区在防止吐蕃进攻中的战略地位，在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中有着这样的记载：“唐初的河西地，贞观中地益拓置四镇，咸亨初为吐蕃所陷，长寿元年，复收四镇，议者请废之，崔融曰：‘太宗践汉旧迹，并南山抵葱岭，割裂府镇，烟火相望，吐蕃不敢内侮，高宗时弃四镇不能有，而吐蕃遂张入焉耆之西，今若又弃之，使彼得四镇，必临西域，西域震则威憺南羌，南羌连卫，河西必危已’”，也正如唐初名相褚遂良所言：“河西者，中国之心腹”，提议唐太宗重视河西地区，也可见河陇地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自永徽元年(公元650)，吐蕃军队开始压兵唐朝边境，双方往往剑拔弩张，终于在咸亨元年(公元670)，迫使唐朝放弃安西四镇。随后，永隆元年(公元680)，吐蕃侵扰河源；证圣元年(公元695)，吐蕃入侵临洮；“(开元)二年八月乙亥，吐蕃寇边”、“四年二月辛酉，吐蕃寇松州”等等。吐蕃屡屡侵犯唐朝边境，虽然期间有金城公主入蕃，但这只是唐蕃之间战争关系中的一段和平的小插曲，最终没有改变双方的矛盾关系，唐蕃之间的战争仍是屡屡发生。
吐蕃来势汹汹，处于政权不稳定阶段的大唐对于吐蕃的强势进攻，似乎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往往处于防御之势。基于此，大唐统治者为了边疆的安宁，以防吐蕃的不断入侵，所以“……为诸将节度，以定其乱”。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为了防止吐蕃及它与回鹘可能发生的联系，特设置河西节度使，领凉、甘、肃、伊、瓜、沙、西等七州；玄宗开元五年(公元717)，为防止吐蕃的强势进攻，又特设置陇右节度使，领秦、河、渭、鄯、兰、临、武、洮、岷、廓、叠、宕等十二州。河西、陇右两节度使共驻精兵十四万三千人戎守，对吐蕃形成强大的威慑力量，使吐蕃难以攻入。
由于河西、陇右在唐朝有着及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再加上当时的历史时代背景，河西、陇右节度使的设置也就合情合理合时宜了。河西、陇右节度使设置在唐蕃战争最为频繁、都护府等同虚设的情况下，可谓是“受命于危难之际”，责任重大。事实上，河西、陇右节度使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确实防御了吐蕃的进攻，保卫了唐朝西北边境的稳定，同时也助唐朝中央政府平定内乱，护卫了京师的安全。可以说，河西、陇右两节度使即“安”了“河陇”，也“保”了“长安”。
首先，“安河陇”。开元二年(公元714)秋，吐蕃大将坌达延、乞力徐等率十余万众进寇临洮、兰州、渭州，吐蕃从九曲之地，攻打唐朝，挑起事端，此距金城公主入蕃和亲还不到十年(公元706～714年)，随着吐蕃军队的入侵，唐蕃第二次短暂和平告一段落，双方又开始了争夺战争，吐蕃“自是连年犯边”。
唐朝为了防御吐蕃在河陇地区的军事进攻，以“郭知运、王君奐，相次为河西节度使以捍之”，开元五年，以郭知运遥领陇右节度使。唐朝在河陇地区驻扎精兵强将，而且兵力众多。自从河西、陇右节度使设置以后，唐朝在唐蕃战争中无论是进攻或是防御，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这是唐蕃双方自永徽年间开战以来，唐朝取得胜利较多的一个阶段。
开元五年，陇右节度使郭知运进攻吐蕃获胜，“七月壬寅，陇右节度使郭知运及吐蕃战，败之”、开元六年(公元718)，郭知运又率军进攻九曲地区，大获全胜。经过几次失败以后，于“七年六月戊辰，吐蕃请和”。吐蕃的这次请求和约，虽然没有与唐朝形成文字上的签署，但在此后几年，唐蕃之间在河陇地区也保持了一段和平时期。可是此时，唐朝正处于第二个盛世，即玄宗开元盛世的阶段，皇帝开明，同时也好大喜功，而边城将士亦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于是在开元十二年(公元724)，陇右节度使王君奐对吐蕃发起进攻，双方再次燃起战端。“(开元)十五年正月辛丑，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君奐及吐蕃战于青海”，双方在青海一战，断断续续进行了几年。在初期，双方互有胜负，到了后期，河西节度使萧嵩利用反间计，造谣吐蕃大相悉诺逻恭禄背地里与唐相通，赤德祖赞不明真相，将其杀害，“嵩纵反间，杀悉诺逻恭禄”，致使吐蕃军队涣散，又无良将。在这种情况下，随后吐蕃发动的几次攻势，都在唐朝强大兵力的防御、反击下遭到了失败，而唐朝却乘胜攻克收复了许多城池，如“(开元)十六年正月壬寅，赵颐贞及吐蕃战于曲子城，败之”、“七月，吐蕃寇瓜洲，刺史张守珪败之”、“乙巳，陇右节度使张志亮、河西节度使萧嵩克吐蕃大莫门城”、“八月辛卯，及吐蕃战于祁连城，败之”、“十七年三月戊戌，张守珪及吐蕃战于大同军，败之”、“(天宝)十三载三月，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败吐蕃，复河源九曲”等等。
吐蕃一次次的失败，使其赞普不得不考虑重新与唐朝讲和。双方从各自利益出发曾多次会盟，但是由于双方边境战火迭起，近十次会盟都终归失败，直至最后一次，即长庆会盟，才最终结束了双方170多年的争夺，但那已是100年以后，唐蕃双方都走向衰败，无力再战之时的事了。在这之前，双方的争斗仍然继续着，河西、陇右节度使所驻扎的精兵强将还担任着保护河陇地区的责任，在此基础上，也就保障了河西走廊畅通及唐朝的商旅来往的安全。
其次，“保长安”。河西、陇右节度使除了保护了河陇地区的安全、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外，同时也助唐朝平定内乱，护卫了京师安全。唐朝历史自从进入天宝年间，逐渐开始走向衰落，玄宗不理朝政，任用奸臣。而地方节度使权力越来越大，集地方财、政、军大权于一身，“及府兵法坏，而方镇盛，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险要，专方面，既有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然则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致使节度使所统辖的藩镇割据逐渐形成。终于在天宝十四年，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及其部史思明发动叛变，以摧枯拉朽之势，占领了洛阳、长安。中央政府抽调河西、陇右及北庭、安西四镇的精兵强将东进平叛，护卫京师。经过长达八年的奋战和政治妥协，“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下去。后广德二年(公元764)又有仆恩怀恩造反，又是河西节度使杨志烈命监军柏文达率军解救京师之危。
唐朝的两次大的内乱，在河西、陇右两节度使的协助下，终被平息下去。
然而，随着唐朝内乱的平息，河陇地区却逐渐被吐蕃所占领。安史之乱期间，河西、陇右节度使的精兵被东调，河陇地区空虚，因而“吐蕃乘我间隙，日蹴边城，或为掳掠伤杀，或转死沟壑，数年之后，凤翔之西，邠州之北，尽蕃戎之境，湮没数十州”。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吐蕃陷威戎、神威、武宁、宣威、金天、天成等军和定戍等城；第二年，又取廓、霸、岷等州及河源、漠门等军；宝应元年(公元762)，陷临洮。取秦、成、渭等州；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入大震关，取兰、河、鄯、洮等州，至此，“陇右地尽失”。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吐蕃又占甘州、肃州，十一年，再占瓜州；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占沙州，贞元七年(公元791)，攻陷西州。
安史之乱后不到半个世纪，河陇诸州及安西、北庭辖地皆被吐蕃占领。广德元年，吐蕃控制了河陇地区后，曾一度兵锋直指长安，代宗出逃。虽然十三天后，郭子仪率军收复长安，但这这不能不说是由于“安史之乱”及仆恩怀恩造反而两度抽调河西、陇右节度使的原因所造成的，同时也突出了河陇的重要战略地位及河西、陇右节度使的重要作用。
当然从另一个方面又可以看到节度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节度使设置的初始目的是防止少数民族进犯，保障边境安全与稳定，其性质是纯军事性的。在初期，节度使也的确起着军事作用，达到了预想的目的。可是，到了后期，节度使集地方军、政、财大权于一身，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藩镇割据也由此产出，大唐也形成了外强中干的政治形势，加剧了大唐的衰亡，“其后天子弱、方镇强，而唐遂以亡灭者，措置之势使然也”。
清末史学家赵翼曾说：“节度使……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于是方镇之势日强，安禄山以节度使起兵，几覆天下。及安史既平，武夫战将以功起行阵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迨至末年，天下尽分裂于方镇，而朱全忠遂以梁兵移唐祚矣，推原祸始，皆由于节度使掌兵民之权故也”。
不说别人，就说李曜，若非在河中时财、政、军三权齐掌，哪里有机会西进长安，继而成为“关中王”，控制朝廷，威震天下？
可见节度使的设置，在后期不仅没给唐朝边境带来安定，相反，却使唐朝内部陷入动乱，从而引发了藩镇割据势力的不断争斗，并最终断送了大唐江山的命运，“盖唐之乱，非藩镇无以平之，而亦藩镇有以乱之”。这是从整体上来看，节度使设置的负面影响。
仍说河陇地区，在被吐蕃占领后，河西、陇右节度使也随之消失，虽然在瓜州人民起义首领张议潮收复河陇后，唐朝又恢复了河西、陇右节度使，但此时唐蕃双方的势力都走向了衰败，已经无力为河陇而争战，所以河西、陇右节度使也就失去了其原有的作用，相反却形成了一支割据一方的藩镇势力。历史上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在河陇地区，陆续出现了三个独立性的地方政权，即瓜洲归义军、甘州回鹘和凉州蕃汉联合政权，实际上也间接地加速了唐帝国的灭亡，更使河陇地区陷入地方割据政权的状态。至此，大唐的“安河陇、保长安”的防御策略也就失去了其实际意义。
总而言之，唐蕃之间自永徽元年(公元650)到长庆会盟(公元821)，进行了长达170余年的争夺，双方争斗的焦点多数情况下是河陇地区，由于吐蕃奴隶主的攻唐战略即是先蚕食边境军事据点，然后重点突破陇右，遮断河西，孤立西域，进而兵锋直指唐朝政治中心长安，而河陇地区对于吐蕃来说，进可攻，退可守，是个有利的军事作战基地。但河陇地区对唐朝的战略作用更加突出，它担负着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保护边境稳定、安宁及内地安全的责任。清时顾祖禹曾说：“盖其地跨越边塞，保险阻，宜畜牧……天下多事，群雄恒睥睨于此”。可见河陇地区的重要性，由此，河陇地区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也成了唐蕃争夺最为频繁的地区。
从吐蕃的攻唐战略中可以看出，吐蕃要先攻破河陇，再以河陇为根据地，进入长安，所以对于唐朝来说，要想防止吐蕃势力伸入腹地，保住河陇地区至关重要。关于河西、陇右节度使的设置、作用，可以看出唐朝对吐蕃的防御策略是守住唐蕃边境咽喉之地，即河陇地区。“安河陇、保长安”成为了唐朝前、中期防范吐蕃进攻中原的主要军事战略。以河陇地区为军事防线，在此驻扎大量的精兵强将，防御吐蕃的进攻，从而保卫长安的安全。
在安史之乱之前，河西、陇右节度使始终担负着防御吐蕃进攻，防止其势力伸入腹地的重任，吐蕃也始终没有突破河陇这道军事防线。虽然安史之乱后，吐蕃占领了河陇，还曾一度占据长安，但其也很快退出了长安，并且由于吐蕃内部矛盾加重，势力衰弱，无力统治河陇，再加上河陇人民的起义不断，所以在半个多世纪以后，张议潮收复了河陇地区，在名义上河陇地区又归于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而此后由于归义军自身发生内乱，加之朝廷无力西进配合，才导致了今日河陇地区再次不复为大唐所有。
但即便李曜有着坚定的“削藩”之心，从全国来看，节度使的设置，也的确致使唐朝后期形成了藩镇割据，并最终断送了大唐江山。但从对吐蕃的进攻防御上，河西、陇右节度使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却是成功的，毕竟安史之乱之前，它达到了唐朝设置的预期目的。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安河陇、保长安”的这种防御策略，对于唐朝来说也是成功的，河西、陇右节度使功不可没。
而李曜此时抛出河西陇右两个节度使的位置，其用意却是非常复杂的。郭崇韬此时心中能够猜测到的，就足有三点。
第一，打通与归义军之间的直接联系。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事实上郭崇韬此时并没有看出这一条有什么迫切的需要。因为在他看来，即便打通了与归义军之间的连接，归义军如今其实也是割据一方的，难道打通连接之后，归义军就会老老实实地完全听命于朝廷，该交税交税，该交兵交兵？恐怕很难。所以他很奇怪秦王知道归义军的情况之后立刻就要对那边下手的急切心情从何而来。
第二，打击吐蕃力量。这一点郭崇韬倒是完全可以理解，吐蕃趁大唐内乱，丧尽天良的事情干得多了去了，但凡大唐之人，谁不恨吐蕃？正好吐蕃现在也衰落了，大唐若有余力取回陇右河西，那就好比把自己被人抢去的东西拿回来，这还需要讲客气、讲理由么？
第三，就是一石二鸟，或者按照他的想法，是“三石群鸟”。趁着剿灭李茂贞、平定两川的巨大军事胜利，朝廷威望达到近些年的顶点，秦王作为朝廷主宰，要向周边方镇——特别是关中乃至更西边的方镇展示威严了。当然展示威严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估计是要迫使如朔方、泾原、归义乃至于邠宁、天雄都完全臣服于朝廷——或者说他秦王本人。
郭崇韬在这边揣度李曜的心思，实在还只是小儿科，作为亲信谋士的李巨川，对李曜的心思看得更加明白。
此时李巨川听了李曜刚才的话，心中波澜起伏，暗道：“大王这着棋下得厉害！明面上的那些原因别看似乎已经很充足，但大王这种每一步举动都必须要拿到切实利益的人，岂会仅仅为了炫耀威严而布这么一局？他这是故意要将李嗣昭、李嗣源和李存审三帅从关中附近调开，而且是远离河东啊！”
李巨川心中暗喜，却又一叹，想道：“可惜以晋王之能，肯定看不出这一点，因为在他看来，河西陇右这两大节度使，纵然陇右一分为二，也比关中三帅原先所占据的三镇要强了不少！而从地势上来说，关中三帅如能顺利拿到河西、陇右、平西三镇，那么河东只要再想点办法拿下朔方，便对秦王的势力来了个半包围，战略态势看起来反而更好了一些。以晋王如今开始防备秦王的心态来看，他必然会认可这种变化。却不想，秦王最善长的套路里头，就有这一手请君入瓮！看吧，一旦到时候三帅真拿下河陇，原先的邠宁、泾原、秦成三镇，必然会被撤藩收归朝廷直辖，而朝廷多半又会继续增加军队，虽然咋一看整个关中附近的总兵力没有变化，但实际上朝廷手中能够动用的机动兵力却必然更加充足，而且从地域上来讲，其回旋的余地也就更大。”
他再思索了一下，又想到：“而且河陇丢失多年，其东面的泾原、邠宁、秦成等地防备也已完善，就算将来三帅真有根秦王反目的一天，那时的秦王也有足够的把握将三帅直接阻拦在关中这根本重地之外，而那时候的河东，反倒孤立无援了。”
李巨川想到此处，望向面色如常的李曜，心中忽然升起一丝畏惧，脑中闪过一个念头：“秦王心计如此之深，防备如此之严，可为何此番还要不顾一切地去太原这险地？真的只是因为不能承担这不孝的骂名么？还是……他本就有了十足的把握，知道晋王一定不会拿他怎样？可是，理由呢？什么十几万大军摆阵晋州、什么府州折家威慑北疆，这绝不可能是秦王如此胆大的理由！要知道，晋王如果真要杀他，就直接杀了又如何？就算这十几万兵是秦王嫡系掌握的，可是关中、汉中、两川……多少秦王麾下的大将是河东出身？一旦秦王身死，他有没有子嗣，晋王还怕不能传檄而定，甚至让他们直接臣服？更何况还有关中三帅可以直接威胁长安呢！可这些，秦王自己不可能不知道！那……秦王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后手，才能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如此镇定果断、有恃无恐？”李巨川只觉得自己一时头大如斗。
这样的明公……也太难伺候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