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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丽一身米色连帽衫和牛仔短裙，在秋色渐浓的十一月的街头格外显眼。她一路小跑，白色运动鞋带起人行道上的梧桐落叶，引得一旁路人纷纷侧目，她却浑然不觉。
我远远跟在后面，视线四处游走。记忆中的公用电话似乎一夜之间全部消失了。
十几分钟后，我们已经走过六七个十字路口，却仍旧一无所获。韩丽终于停下脚步，神情沮丧地回头看我。我朝街对面的小烟纸店努了努嘴，她立刻会意一笑，左右顾盼，确认没车，才小跑着朝那个小店去。
等我来到店里，韩丽正跟店主解释自己手机没电了，问能不能借电话一用。中年女店主无精打采地趴在柜台上看电视，说了一声“要收费的”，眼球都没有动上一动。
韩丽立即从连帽衫肚兜里掏出一团皱巴巴的纸币，捡出一张二十元面额的摊平在柜台上，然后拿出手机翻了翻，再用柜台上的电话照着手机上记录的号码拨了出去。
“你手机不是有电吗？”女店主轻声嘟囔，她从头到尾一直盯着墙上的小电视，却像是能够洞察一切。
“……欠费了。”韩丽侧身背对店主，朝我吐了吐舌头。
我不动声色地与她擦身而过，问女店主买了包烟，又要了瓶矿泉水，接着一边喝水，一边与女店主攀谈起来。
我的日常工作主要就是与中老年妇女打交道，对她们感兴趣的话题知之甚多，况且，我虽然算不上英俊倜傥，可终归西装革履、领带风衣，一看就是正经人模样，对付一个枯坐柜台、百无聊赖的中年女人还是有点信心的。
三言两语，我就把这女人哄得喜笑颜开，话题从电视里正出场的小鲜肉说到明星八卦、股票行情、房市涨跌，可是将近十分钟过去，一旁的韩丽却始终没有放下电话听筒。大多数时间她都沉默着，只偶尔捂着听筒说上几句，声音轻到我根本无法听清。
直到女店主翻出手机，要给我看她宝贝儿子在美国上学的照片，韩丽才终于放下听筒，将压在手机下的二十元元纸币递了过去。女店主随手接过钱，塞进收银抽屉，看上去丝毫没有找零的打算，韩丽自然也不计较，一转身就走了出去。
我看完女店主儿子的照片，恭维了几句，然后抬腕看表，说一声时间不早，有空再聊，就走出了店门。
韩丽站在街对面朝我招手，小脸红扑扑的，也不知道是被冻的还是因为激动。
等我来到面前，她终于忍不住双手握拳，凑在脸旁，压低声音道：“老板，这下应该没错了！这是我们联手破获的第一个命案呢！”
这时，我也难免有些激动，觉得自己已经接近陈婕殒命的真相。不过，我毕竟比韩丽要镇定一些，不会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提及“命案”之类的字眼。
“电话里到底什么情况？怎么打了这么长时间？”我拍了拍韩丽肩膀，“走吧，回社里再说。”
往回走的路上，韩丽还是忍不住将刚才电话的内容一一转述。
之前，韩丽先是拨打了陈艳宜人事资料上登记的手机号码——并不是频繁联系秦俊的那个神秘号码——运营商提示对方手机已关机。
接着，她又照陈艳宜资料中留的老家电话打过去，那边居然不是住家，而是某个村委办公室，接电话的人也根本没有听说过陈艳宜这个名字。
电话中，韩丽再三强调事情重要，对面那人才答应去问问，搁下电话没多久又回来，说是知道了，陈艳宜就是陈桂芳，那丫头上了大学后改过名字，怪不得他不知道。
经过一番周折，韩丽终于同陈艳宜的父亲通上了话，后者操一口浓重的西北方言，韩丽花了半天才弄清楚，近三个月来陈艳宜既没有回过老家，也一直没有和家里联系过。
听到这里，我不禁有些纳闷，皱眉道：“假如陈艳宜的手机连续三个月都是关机状态，她老家那边为什么还不着急呢？正常情况下，就算不找上门来，也应该已经报失踪了吧？”
“我刚才忘说了，”韩丽赶紧补充道：“她父亲电话里一直骂骂咧咧的，好像是抱怨陈艳宜不出钱给她哥盖房子呢。”
“也就是说，她父亲以为她是为了逃避这件事情才换了手机号的咯。”我点了点头，“对了，他们没问你是谁吗？”
“我说我是银行的，因为陈艳宜信用卡欠费不还，又打不通她手机，才打她家里电话的。”韩丽说着说着，突然停住脚步，“老板……我觉得我们现在就该报警。”
我驻足回首，只见韩丽咬着嘴唇，一脸认真地看着我。我沉默片刻后掏出手机，“我先给老马打个电话。”
……
……
“那女人要真出事儿了，谁也别想捂住，”大头瞥了一眼韩丽，又看着我，话锋一转道：“但是这个盖子谁揭谁倒霉。”
时间已是傍晚，我们仨正坐在上岛咖啡的小包间里，隔壁包间打麻将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隔音情况可想而知。不管我还是大头，都把音量控制在刚够对方听见的程度，韩丽则乖乖陪坐一旁，默不出声。
“要真像你说的这样，这事儿就小不了，搞不好就得撸掉几顶官帽子，”大头凑近我道：“你想想，到时候那些人还不得恨死你？你吃这口饭能没点把柄吗？分分钟弄死你……”
同样的口气，如果换一个人来说，我听了可能会很不舒服。但是大头不一样，我知道他是为我好。
“要不，我打匿名电话……”我问。
“傻呀你，”大头瞪了我一眼，“到十月底全国的手机都实名登记了，你怎么匿名？我跟你说，这事儿根本不用急，那边现在不才三个月没见着女儿吗？你等上半年试试？再怎么一年总得报警了吧？一报警谁还能捂得住？你急什么呀？”
“拖太久，证据链断了怎么办？”我问。
“扯吧你，但凡有证据也都封存了，过上几个月，这点材料还能飞了不成？”大头喝了口茶，语气稍稍平静下来，“再说，咱们现在不都是猜测吗？说不定那女秘书过阵子又找着了呢？我跟你说，千万别再往她家里打电话了，真要立案，这个电话也是线索，肯定是要盘查的。”
大头不再说话，我也沉默着，韩丽时而低头沉思，时而抬头看我。我大概猜到她在想些什么，也知道她在期待着我做出什么反应。
但许久之后，我还是点了点头，说了声：“行，我听你的。”
“就是嘛，没必要把自己搭进去。”大头展眉一笑，起身拉开包间帘子，喊服务员拿菜单来。
在大头张罗着点菜的时间里，韩丽呆呆地看着她面前的咖啡杯，双唇紧闭，一言不发。我觉得自己面颊正渐渐发烫，不知是因为羞愧还是对自己感到愤怒。
这天晚上，我喝了不少。
韩丽一身米色连帽衫和牛仔短裙，在秋色渐浓的十一月的街头格外显眼。她一路小跑，白色运动鞋带起人行道上的梧桐落叶，引得一旁路人纷纷侧目，她却浑然不觉。
我远远跟在后面，视线四处游走。记忆中的公用电话似乎一夜之间全部消失了。
十几分钟后，我们已经走过六七个十字路口，却仍旧一无所获。韩丽终于停下脚步，神情沮丧地回头看我。我朝街对面的小烟纸店努了努嘴，她立刻会意一笑，左右顾盼，确认没车，才小跑着朝那个小店去。
等我来到店里，韩丽正跟店主解释自己手机没电了，问能不能借电话一用。中年女店主无精打采地趴在柜台上看电视，说了一声“要收费的”，眼球都没有动上一动。
韩丽立即从连帽衫肚兜里掏出一团皱巴巴的纸币，捡出一张二十元面额的摊平在柜台上，然后拿出手机翻了翻，再用柜台上的电话照着手机上记录的号码拨了出去。
“你手机不是有电吗？”女店主轻声嘟囔，她从头到尾一直盯着墙上的小电视，却像是能够洞察一切。
“……欠费了。”韩丽侧身背对店主，朝我吐了吐舌头。
我不动声色地与她擦身而过，问女店主买了包烟，又要了瓶矿泉水，接着一边喝水，一边与女店主攀谈起来。
我的日常工作主要就是与中老年妇女打交道，对她们感兴趣的话题知之甚多，况且，我虽然算不上英俊倜傥，可终归西装革履、领带风衣，一看就是正经人模样，对付一个枯坐柜台、百无聊赖的中年女人还是有点信心的。
三言两语，我就把这女人哄得喜笑颜开，话题从电视里正出场的小鲜肉说到明星八卦、股票行情、房市涨跌，可是将近十分钟过去，一旁的韩丽却始终没有放下电话听筒。大多数时间她都沉默着，只偶尔捂着听筒说上几句，声音轻到我根本无法听清。
直到女店主翻出手机，要给我看她宝贝儿子在美国上学的照片，韩丽才终于放下听筒，将压在手机下的二十元元纸币递了过去。女店主随手接过钱，塞进收银抽屉，看上去丝毫没有找零的打算，韩丽自然也不计较，一转身就走了出去。
我看完女店主儿子的照片，恭维了几句，然后抬腕看表，说一声时间不早，有空再聊，就走出了店门。
韩丽站在街对面朝我招手，小脸红扑扑的，也不知道是被冻的还是因为激动。
等我来到面前，她终于忍不住双手握拳，凑在脸旁，压低声音道：“老板，这下应该没错了！这是我们联手破获的第一个命案呢！”
这时，我也难免有些激动，觉得自己已经接近陈婕殒命的真相。不过，我毕竟比韩丽要镇定一些，不会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提及“命案”之类的字眼。
“电话里到底什么情况？怎么打了这么长时间？”我拍了拍韩丽肩膀，“走吧，回社里再说。”
往回走的路上，韩丽还是忍不住将刚才电话的内容一一转述。
之前，韩丽先是拨打了陈艳宜人事资料上登记的手机号码——并不是频繁联系秦俊的那个神秘号码——运营商提示对方手机已关机。
接着，她又照陈艳宜资料中留的老家电话打过去，那边居然不是住家，而是某个村委办公室，接电话的人也根本没有听说过陈艳宜这个名字。
电话中，韩丽再三强调事情重要，对面那人才答应去问问，搁下电话没多久又回来，说是知道了，陈艳宜就是陈桂芳，那丫头上了大学后改过名字，怪不得他不知道。
经过一番周折，韩丽终于同陈艳宜的父亲通上了话，后者操一口浓重的西北方言，韩丽花了半天才弄清楚，近三个月来陈艳宜既没有回过老家，也一直没有和家里联系过。
听到这里，我不禁有些纳闷，皱眉道：“假如陈艳宜的手机连续三个月都是关机状态，她老家那边为什么还不着急呢？正常情况下，就算不找上门来，也应该已经报失踪了吧？”
“我刚才忘说了，”韩丽赶紧补充道：“她父亲电话里一直骂骂咧咧的，好像是抱怨陈艳宜不出钱给她哥盖房子呢。”
“也就是说，她父亲以为她是为了逃避这件事情才换了手机号的咯。”我点了点头，“对了，他们没问你是谁吗？”
“我说我是银行的，因为陈艳宜信用卡欠费不还，又打不通她手机，才打她家里电话的。”韩丽说着说着，突然停住脚步，“老板……我觉得我们现在就该报警。”
我驻足回首，只见韩丽咬着嘴唇，一脸认真地看着我。我沉默片刻后掏出手机，“我先给老马打个电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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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女人要真出事儿了，谁也别想捂住，”大头瞥了一眼韩丽，又看着我，话锋一转道：“但是这个盖子谁揭谁倒霉。”
时间已是傍晚，我们仨正坐在上岛咖啡的小包间里，隔壁包间打麻将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隔音情况可想而知。不管我还是大头，都把音量控制在刚够对方听见的程度，韩丽则乖乖陪坐一旁，默不出声。
“要真像你说的这样，这事儿就小不了，搞不好就得撸掉几顶官帽子，”大头凑近我道：“你想想，到时候那些人还不得恨死你？你吃这口饭能没点把柄吗？分分钟弄死你……”
同样的口气，如果换一个人来说，我听了可能会很不舒服。但是大头不一样，我知道他是为我好。
“要不，我打匿名电话……”我问。
“傻呀你，”大头瞪了我一眼，“到十月底全国的手机都实名登记了，你怎么匿名？我跟你说，这事儿根本不用急，那边现在不才三个月没见着女儿吗？你等上半年试试？再怎么一年总得报警了吧？一报警谁还能捂得住？你急什么呀？”
“拖太久，证据链断了怎么办？”我问。
“扯吧你，但凡有证据也都封存了，过上几个月，这点材料还能飞了不成？”大头喝了口茶，语气稍稍平静下来，“再说，咱们现在不都是猜测吗？说不定那女秘书过阵子又找着了呢？我跟你说，千万别再往她家里打电话了，真要立案，这个电话也是线索，肯定是要盘查的。”
大头不再说话，我也沉默着，韩丽时而低头沉思，时而抬头看我。我大概猜到她在想些什么，也知道她在期待着我做出什么反应。
但许久之后，我还是点了点头，说了声：“行，我听你的。”
“就是嘛，没必要把自己搭进去。”大头展眉一笑，起身拉开包间帘子，喊服务员拿菜单来。
在大头张罗着点菜的时间里，韩丽呆呆地看着她面前的咖啡杯，双唇紧闭，一言不发。我觉得自己面颊正渐渐发烫，不知是因为羞愧还是对自己感到愤怒。
这天晚上，我喝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