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7章 堵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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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早晨起来，刘荣老人吃惊地发现，在家大院门口竖立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水泥牌子被人连根拔起，不翼而飞了！老人情知不对劲，拖着关节炎腿，艰难地走到市建委，想打听一下市里到底要怎么样处置刘家大院。建委却让她去和碧海公司交涉，说是拆迁由碧海公司负责。老人无奈又到了碧海。
那时候王梓明还在家待岗，信访办没人。刘荣老人慌不择路，误打误撞到了副总包清泉的办公室，怯怯地说明了来意。包清泉刚刚在小会议室开完关于拆迁刘家大院的会议。会议由关天浩主持，班子成员以及工程部部长贾新文，质监部部长孟厚德等业务骨干参加了会议。关天浩传达了市里的有关决议，引用了市委书记展宏图的话说：刘家大院已经不是城市的历史文化窗口，而是城市的一块疮疤，我们不要再敝帚自珍了，必须下定决心把它清理掉。
关天浩指出，在对待刘家大院的拆迁问题上，要采取超常规的手段，因为它毕竟身份特殊，挂着文物保护的牌子。会议经过缜密的研究，决定先把生米做成熟饭，趁夜里一鼓作气把刘家大院拆平了，哪怕事后接受点处罚，也要把这个事情搞定。拆迁工作的具体实施交给了工程部，和市建委、市拆迁办配合。贾新文在会上拍着胸脯向关天浩做了保证：一定拆它个片甲不留。行动时间就定在今晚。
所以刘荣老人来到包清泉办公室打听刘家大院是否拆迁，着实让包清泉吃了一惊，还以为她这么快就听到了什么风声。待听了她说的话后，知道她也只是来问问，就哄她说，刘家大院是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我市的历史遗迹，很珍贵，怎么会拆除呢？不但不拆，市里还准备投入巨资把它修缮一番呢。
刘荣老人一听，非常高兴，说这样我就放心了。包清泉站起来把她往门口赶，说回去吧，该忙啥忙啥，啊？
刘荣老人走到门口，又觉得不踏实，转回身说领导啊，我们刘家是为万川做出了贡献的，光是我捐给政府的文物，就值很多很多钱呢。包清泉不耐烦地挥挥手，说这个大家都知道，你不要多说了，回去吧，啥事没有。
当天夜里，下着小雨，空气潮湿而阴冷。凌晨一点，上百号城管执法人员和碧海公司的工人乘车赶到了刘家大院高高的西院墙外。一会时间，一辆大卡车拉着台挖掘机也到了现场。一点十五分，挖掘机的轰鸣声骤然响起，夜色中，挖掘机怪兽似的挥舞着大臂，只一铲子就把刘家大院高高的院墙捅了大窟窿。
东院厢房内的刘荣老人和老伴忧心忡忡，担心祖上的家业毁在自己手里，寝不能安。刘荣老人起床小解，听到西院异常，赶紧过去看，就见西院朝西的院墙已经被推倒了，挖掘机正在推西厢房的屋顶。老人见此情景，一声嚎叫，扑到了挖掘机前，抱住了挖掘机的大臂。几位城管队员上来把她架开，哄她说，老太太，我们不是来拆迁的，是来整修文物的！老太太哭着说有你们这样整修的吗，我还没老糊涂呢！说着又扑向挖掘机。
老太太身体不好，城管队员们怕出人命，也不敢来硬的，组成个人墙，不让老人靠近，那边挖掘机抓紧作业。老太太看阻挡不了这野蛮行为，心生一计，回到东院，用尽全身的力气，把瘫痪的老伴背在背上，从后门进到西院，从西厢房的的前门进到了房间内，把老伴放在了地上，自己扑在老伴身上。挖掘机司机发现正在拆迁的房屋内多出了两个活人，也怕闹出人命自己受到牵连，赶紧停了下来。城管队员们进屋要把他们强行抬出来，但刘荣老人死死趴在老伴身上不起来，手都抠到了泥土里。那房子拆了一半，屋顶上的砖头瓦块不时往下掉，险象环生。现场拆迁人员无计可施，只得向关天浩汇报。关天浩也没睡踏实，手机开着，就怕出了什么意外。听了这个情况，沉吟了片刻，说，先撤回来吧，明天开始走法律程序。
刘家大院的拆迁许可证连夜就办了下来。第二天，盖着市政府旧城改造指挥部鲜红大印的拆迁通知送到了刘荣老人家。老人拒绝签字，工作人员就把那份拆迁通知贴在了刘家大院的大门上，然后用红漆在围墙四周喷上了几十个歪歪扭扭的“拆”字。拆迁通知上写着：刘荣：根据旧城改造规划，你所在的刘家大院被列为拆迁范围，请于十五日内自行拆除（也可以申请政府协助），然后到市政府拆迁办公室领取补偿款，过期不候。望你遵守国家、省、市拆迁法律法规，按时拆迁，逾期将采取强制拆迁措施。
刘家大院被列入拆迁范围，别说刘家的后人不答应，市民也不答应。万川是一个资源城市，外来人口多，城市除了刘家大院，几乎没什么文化底蕴。眼见得唯一的一个文物保护单位要被拆除开发成商品房，市民们群情激奋，纷纷给刘荣老人出主意。刘荣老人跑建委、跑拆迁办、跑旧城改造指挥部、跑市文物局，本来就有严重关节炎的双腿几乎跑断，但换来的全部是推诿，这些部门把她当做皮球，踢来踢去。老人从指挥部出来，拖着疲惫的身躯往家走，走到幸福大街时，腿疼的实在走不动，一屁股坐在马路牙子上，嚎啕大哭起来。
老人哭的悲切，好心的路人纷纷驻足，待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一个个气的咬牙切齿，连声咒骂。有人给她出主意，说这个事情你在万川永远是说不出的，只有去北京上访才可能有希望。一位出租车司机免费把老人送回家。刘荣老人已经下定了去北京上访的决心，在热心市民的帮助下，大家准备了一些材料，包括“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个牌子的照片，以及刘家大院的一部分历史材料，撕下了贴在门上的那个拆迁通知，然后又简单地写了个申诉材料，在第二天夜里两点，把老人送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刘荣老人乘坐的火车出发不久，她赴京上访的消息就传到了指挥部。指挥部紧急研究，要求市信访办处理，信访办主任深知其中利害，以种种理由推脱，不愿意插手此事。又交给市建委，李再良坚决不干。推来推去，孙一平说，既然是碧海公司负责开发，一切问题都由他们处理好了。于是把关天浩叫到了指挥部。
关天浩着了慌，因为展书记多次交待要他严防拆迁户赴京上访的，这个刘家大院的事情本来就见不得阳光，要是被捅到北京，事情就难办了。还没等他考虑好如何处理，孙一平就对他做出了严厉指示：不惜一切代价，去北京把孙荣截住！
关天浩回到公司，急得团团转，叫来了包清泉。包清泉小眼睛一转说，咱不是有信访办吗？这回该派上用场了。
关天浩说，你是说让信访办主任王梓明去截访？
包清泉阴险地点点头说，拿他堵枪眼，再合适不过。
听包清泉这么一说，关天浩就拿定了主意，说好吧，就让这小子跑一趟，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包总，你赶紧通知王梓明，派车火速把他送到机场，争取在那个刁老太刚下火车就把她截住！
包清泉当过兵，习惯性地双腿一并，大声说，是！
赴京上访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这姑且看做是中国民主法法制的进步吧，它起码赋予了人民群众“告御状”的权利。在民族戏剧中，秦香莲、杨三姐、杨六郎等拦轿鸣冤而正义终得伸张，贪官人头落地的故事已经深深影响了一代人，于是无数含冤戴雪的人们怀揣着打印的材料，偷偷摸摸、满怀希望地坐上火车，惴惴不安地踏上了赴京上访之路，期待能遇到像包青天、海瑞那样的清官，把世间的阴霾一下子荡涤干净，长空一碧，万里无云，从此时间再无不平事，尽享安居乐业，太平盛世。然而戏剧终归是戏剧，像现在的网络小说一样，主观臆造的成分太大。殊不知生活中，更多的不是喜剧，而是一个又一个的悲剧。所以对于老百姓来说，上访之路，并不是阳光灿烂的希望之路，而是注定布满了荆棘，布满了艰辛和痛苦，布满了欺诈、暴力和更大的冤情。
从国家信访局发布的数据来看，近年来，我国赴京上访的人数持续减少，连年呈下滑态势，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啊！全民为之欢欣鼓舞。这是中国法制的进步，是社会发展的进步，是民主权利的进步。一方面，说明清官越来越多了，老百姓冤情少了，社会和谐进步了；另一方面，也说明申诉渠道多了，进京告御状已经不是老百姓的唯一选择。然而，与这些信息相对应的，是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是社会不公而造成的越来越多的不稳定因素。国家信访局大门前的人群，从来都是有增无减。一切，都还在上演着。
赴京上访四个字，如四堆爬满蛆虫的牛粪，是地方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国家一再强调建设和谐社会，要把维稳工作放在重要位置，每个地区的赴京上访次数人数，就是衡量当政者政绩的重要指标之一。用时下很流行的说法就是，没有政绩就是最大的政绩，不出事就是最大的本事。
有天早晨起来，刘荣老人吃惊地发现，在家大院门口竖立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水泥牌子被人连根拔起，不翼而飞了！老人情知不对劲，拖着关节炎腿，艰难地走到市建委，想打听一下市里到底要怎么样处置刘家大院。建委却让她去和碧海公司交涉，说是拆迁由碧海公司负责。老人无奈又到了碧海。
那时候王梓明还在家待岗，信访办没人。刘荣老人慌不择路，误打误撞到了副总包清泉的办公室，怯怯地说明了来意。包清泉刚刚在小会议室开完关于拆迁刘家大院的会议。会议由关天浩主持，班子成员以及工程部部长贾新文，质监部部长孟厚德等业务骨干参加了会议。关天浩传达了市里的有关决议，引用了市委书记展宏图的话说：刘家大院已经不是城市的历史文化窗口，而是城市的一块疮疤，我们不要再敝帚自珍了，必须下定决心把它清理掉。
关天浩指出，在对待刘家大院的拆迁问题上，要采取超常规的手段，因为它毕竟身份特殊，挂着文物保护的牌子。会议经过缜密的研究，决定先把生米做成熟饭，趁夜里一鼓作气把刘家大院拆平了，哪怕事后接受点处罚，也要把这个事情搞定。拆迁工作的具体实施交给了工程部，和市建委、市拆迁办配合。贾新文在会上拍着胸脯向关天浩做了保证：一定拆它个片甲不留。行动时间就定在今晚。
所以刘荣老人来到包清泉办公室打听刘家大院是否拆迁，着实让包清泉吃了一惊，还以为她这么快就听到了什么风声。待听了她说的话后，知道她也只是来问问，就哄她说，刘家大院是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我市的历史遗迹，很珍贵，怎么会拆除呢？不但不拆，市里还准备投入巨资把它修缮一番呢。
刘荣老人一听，非常高兴，说这样我就放心了。包清泉站起来把她往门口赶，说回去吧，该忙啥忙啥，啊？
刘荣老人走到门口，又觉得不踏实，转回身说领导啊，我们刘家是为万川做出了贡献的，光是我捐给政府的文物，就值很多很多钱呢。包清泉不耐烦地挥挥手，说这个大家都知道，你不要多说了，回去吧，啥事没有。
当天夜里，下着小雨，空气潮湿而阴冷。凌晨一点，上百号城管执法人员和碧海公司的工人乘车赶到了刘家大院高高的西院墙外。一会时间，一辆大卡车拉着台挖掘机也到了现场。一点十五分，挖掘机的轰鸣声骤然响起，夜色中，挖掘机怪兽似的挥舞着大臂，只一铲子就把刘家大院高高的院墙捅了大窟窿。
东院厢房内的刘荣老人和老伴忧心忡忡，担心祖上的家业毁在自己手里，寝不能安。刘荣老人起床小解，听到西院异常，赶紧过去看，就见西院朝西的院墙已经被推倒了，挖掘机正在推西厢房的屋顶。老人见此情景，一声嚎叫，扑到了挖掘机前，抱住了挖掘机的大臂。几位城管队员上来把她架开，哄她说，老太太，我们不是来拆迁的，是来整修文物的！老太太哭着说有你们这样整修的吗，我还没老糊涂呢！说着又扑向挖掘机。
老太太身体不好，城管队员们怕出人命，也不敢来硬的，组成个人墙，不让老人靠近，那边挖掘机抓紧作业。老太太看阻挡不了这野蛮行为，心生一计，回到东院，用尽全身的力气，把瘫痪的老伴背在背上，从后门进到西院，从西厢房的的前门进到了房间内，把老伴放在了地上，自己扑在老伴身上。挖掘机司机发现正在拆迁的房屋内多出了两个活人，也怕闹出人命自己受到牵连，赶紧停了下来。城管队员们进屋要把他们强行抬出来，但刘荣老人死死趴在老伴身上不起来，手都抠到了泥土里。那房子拆了一半，屋顶上的砖头瓦块不时往下掉，险象环生。现场拆迁人员无计可施，只得向关天浩汇报。关天浩也没睡踏实，手机开着，就怕出了什么意外。听了这个情况，沉吟了片刻，说，先撤回来吧，明天开始走法律程序。
刘家大院的拆迁许可证连夜就办了下来。第二天，盖着市政府旧城改造指挥部鲜红大印的拆迁通知送到了刘荣老人家。老人拒绝签字，工作人员就把那份拆迁通知贴在了刘家大院的大门上，然后用红漆在围墙四周喷上了几十个歪歪扭扭的“拆”字。拆迁通知上写着：刘荣：根据旧城改造规划，你所在的刘家大院被列为拆迁范围，请于十五日内自行拆除（也可以申请政府协助），然后到市政府拆迁办公室领取补偿款，过期不候。望你遵守国家、省、市拆迁法律法规，按时拆迁，逾期将采取强制拆迁措施。
刘家大院被列入拆迁范围，别说刘家的后人不答应，市民也不答应。万川是一个资源城市，外来人口多，城市除了刘家大院，几乎没什么文化底蕴。眼见得唯一的一个文物保护单位要被拆除开发成商品房，市民们群情激奋，纷纷给刘荣老人出主意。刘荣老人跑建委、跑拆迁办、跑旧城改造指挥部、跑市文物局，本来就有严重关节炎的双腿几乎跑断，但换来的全部是推诿，这些部门把她当做皮球，踢来踢去。老人从指挥部出来，拖着疲惫的身躯往家走，走到幸福大街时，腿疼的实在走不动，一屁股坐在马路牙子上，嚎啕大哭起来。
老人哭的悲切，好心的路人纷纷驻足，待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一个个气的咬牙切齿，连声咒骂。有人给她出主意，说这个事情你在万川永远是说不出的，只有去北京上访才可能有希望。一位出租车司机免费把老人送回家。刘荣老人已经下定了去北京上访的决心，在热心市民的帮助下，大家准备了一些材料，包括“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个牌子的照片，以及刘家大院的一部分历史材料，撕下了贴在门上的那个拆迁通知，然后又简单地写了个申诉材料，在第二天夜里两点，把老人送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刘荣老人乘坐的火车出发不久，她赴京上访的消息就传到了指挥部。指挥部紧急研究，要求市信访办处理，信访办主任深知其中利害，以种种理由推脱，不愿意插手此事。又交给市建委，李再良坚决不干。推来推去，孙一平说，既然是碧海公司负责开发，一切问题都由他们处理好了。于是把关天浩叫到了指挥部。
关天浩着了慌，因为展书记多次交待要他严防拆迁户赴京上访的，这个刘家大院的事情本来就见不得阳光，要是被捅到北京，事情就难办了。还没等他考虑好如何处理，孙一平就对他做出了严厉指示：不惜一切代价，去北京把孙荣截住！
关天浩回到公司，急得团团转，叫来了包清泉。包清泉小眼睛一转说，咱不是有信访办吗？这回该派上用场了。
关天浩说，你是说让信访办主任王梓明去截访？
包清泉阴险地点点头说，拿他堵枪眼，再合适不过。
听包清泉这么一说，关天浩就拿定了主意，说好吧，就让这小子跑一趟，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包总，你赶紧通知王梓明，派车火速把他送到机场，争取在那个刁老太刚下火车就把她截住！
包清泉当过兵，习惯性地双腿一并，大声说，是！
赴京上访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这姑且看做是中国民主法法制的进步吧，它起码赋予了人民群众“告御状”的权利。在民族戏剧中，秦香莲、杨三姐、杨六郎等拦轿鸣冤而正义终得伸张，贪官人头落地的故事已经深深影响了一代人，于是无数含冤戴雪的人们怀揣着打印的材料，偷偷摸摸、满怀希望地坐上火车，惴惴不安地踏上了赴京上访之路，期待能遇到像包青天、海瑞那样的清官，把世间的阴霾一下子荡涤干净，长空一碧，万里无云，从此时间再无不平事，尽享安居乐业，太平盛世。然而戏剧终归是戏剧，像现在的网络小说一样，主观臆造的成分太大。殊不知生活中，更多的不是喜剧，而是一个又一个的悲剧。所以对于老百姓来说，上访之路，并不是阳光灿烂的希望之路，而是注定布满了荆棘，布满了艰辛和痛苦，布满了欺诈、暴力和更大的冤情。
从国家信访局发布的数据来看，近年来，我国赴京上访的人数持续减少，连年呈下滑态势，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啊！全民为之欢欣鼓舞。这是中国法制的进步，是社会发展的进步，是民主权利的进步。一方面，说明清官越来越多了，老百姓冤情少了，社会和谐进步了；另一方面，也说明申诉渠道多了，进京告御状已经不是老百姓的唯一选择。然而，与这些信息相对应的，是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是社会不公而造成的越来越多的不稳定因素。国家信访局大门前的人群，从来都是有增无减。一切，都还在上演着。
赴京上访四个字，如四堆爬满蛆虫的牛粪，是地方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国家一再强调建设和谐社会，要把维稳工作放在重要位置，每个地区的赴京上访次数人数，就是衡量当政者政绩的重要指标之一。用时下很流行的说法就是，没有政绩就是最大的政绩，不出事就是最大的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