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明夷不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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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变之前,平津一带,特别是北平附近的形势就极为险恶。
根据塘沽协定,中国军队撤离冀东22县,退到了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在日军所控制的范围中,通州县城离北平市区天安门一带只有20多公里!20多公里的距离,哪怕是按照30年代中期通州到北平市区的路况和车辆性能,顶天也就需要半个小时!
而根据何梅协定,南京当局的中央军又退出了平津。其后,日军在36年又制造事端,于当年9月进占丰台一带。再加上司令部设立在天津,并控制塘沽等地的“中国驻屯军”,事变之前的北平已经处于日军几面包围之中!
北面,是先后通过长城作战和华北事变而控制热河及察哈尔东部的关东军一部。因此前中国军队已根据中、日间协定撤离昌平、密云等地,此部日军可沿古北口、密云、顺义一线通道,直接攻击北平北部。
东面,是殷汝耕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统辖的约17000人的伪保安队。该部控制着由喜峰口、秦皇岛等地经蓟县至北平东部通州的通道,既能进至通州并由东向攻击北平,又能接引从关外或海路抵达的日军。
东南面,是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所在的天津、塘沽方向。该部日军不仅能随时控制平津铁路,更可从塘沽港接应日军登陆。
西南面,则是去年9月占据丰台一带的日军。该部不仅可直接威胁平汉铁路,更可向北平方向发动攻击。此次事变就是该部日军所挑起的。
在稍远距离的西北,则是受关东军控制并占领察哈尔张北至延庆一带的李守信伪蒙军8个师约4万人。该部虽然曾在去年的绥远抗战中遭受过傅作义部的打击,但现在用来威胁平绥线却是不成问题。
日军对北平几路合围的态势,在去年秋季占领丰台一带后就已经完成。而入冬后的绥远战事,更大程度上是日军全面侵华准备尚未就绪前,由其扶持的伪蒙势力发起的一次试探性行动。虽然德王等人在绥远遭受了失败,但日军也进一步判明了老蒋、阎锡山、宋哲元等中国国内不同势力在对日问题上的态度。
天津能随时掌控,对北平的包围又大体完成,除了兵力上稍有不足外,日军发动全面战争的条件已基本具备。
不过,自九?一八以来就被一次次侵华胜利刺激得益发狂妄的华北方面的日军并不认为自己兵力不足。既然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中能凭借两万多兵力发起攻击,并最终占领整个东三省,对去年秋季就基本完成包围北平、自37年春开始平津一带兵力又增加到3、4万人的华北日军来说,击败29军10万左右人马,进占华北同样不成问题!
既然德王等傀儡扶不起,那日军干脆自己操刀亲自上。随着兵力的增加和一次次演习的进行,日军发动事变也就是必然当中的事情。这样的结果并非是西安事变所能导致。实际上,即便是原本历史上的西安事变,也仅使老蒋不再继续剿共,改变的是中共的命运,与日本侵华时机上并无太多因果关联。
说此次事变是日军早有图谋,这在一个细节上可以得到证明。
7日晚11时左右,日军向中国军队提出进入宛平城搜查失踪士兵,遭到中国军队拒绝。晚12点左右,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通过电话和冀察当局当局交涉有关事项。同时,中国守军报告冀察当局:日军已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
就在冀察当局被迫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的时候,因闹肚子而离队的志村菊次郎已经归队,但日军却隐瞒不报。在8日凌晨5点左右,得到增援的日军突然炮击宛平县城,七?七事变就此全面爆发!
松井太久郎与冀察当局交涉时间是晚上12点左右,到第二天凌晨5点,5个小时的时间,日军就能从山海关、通州、天津等地调兵支援,并发动攻击。深更半夜,又分隔几地,天津、山海关距离北平更有不短的距离,若非事前早有预案或部队枕戈待旦早有准备,这绝无可能办到!
事变发生了,但国内外各方反应却大不相同。
西北首先发布党政军联合声明:“此次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民众党、西北政府和人民军将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独立自主的抗击包括日本帝国主义在内的一切外来侵略势力!为实现国家真正的独立、富强,民族解放而抗战到底,决不妥协!”
中共也在同一天通电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提出了“不让日本占领中国”、“为保卫国土流血”的口号。同时,毛、朱、彭等中共将领联名致电老蒋,敦促其严令29军保卫平津华北,并表示红军愿在蒋的领导下为国效力。
在西北和中共表态之后,国人将目光投在了南京政府和冀察当局身上。但这两者的反应却有些令人失望。
虽然西北方面说日军在卢沟桥的举动是其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可老蒋却并不轻信。在8日的日记里,老蒋记述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没有摸清日本的意图,老蒋也就没有定下抗战的决心,并未公开发表声明,只在事实上进行了一些准备。
老蒋先是命令29军“固守宛平,就地抵抗”,9日,又电告宋哲元“积极准备,谈判须不丧丝毫主权”。同时,老蒋又命令孙连仲率所部26路军两个师,40军军长庞炳勋率所部39师,高桂滋率领84师向石家庄、保定一带集中,以随时增援宋哲元部。
虽然在未判明局势前老蒋决心未定,却也做了一定准备。相比之下,主持冀察当局的宋哲元则是心存侥幸,以求苟安。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宋哲元还在山东乐陵老家。在平津一带坐镇指挥的29军将领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等人在商量之后命令卢沟桥守军还击,坚守勿退。同时,秦、张、冯等人也将事变的情况上报宋哲元,催促其速回北平主持大局。但在前方战事已起,南京当局和前方将士的催促下,宋哲元却直到11日才返回了平津。
起初,接到前方电报后,宋哲元也曾命令29军“先消灭当面之敌”,但过后仔细思量,宋哲元却推翻前定,选择了“以和为贵”。
首先,抱着侥幸心理以及依据这几年在华北和日军打交道的经历,宋哲元判断日军这次很可能又是想占点小便宜。若29军反应过于激烈,恐怕会激化事态,不利于和平解决。
其次,宋哲元是信不过老蒋的。当年老蒋玩手腕解除了宋哲元察哈尔主席的职务后,宋哲元就曾公然说过“谁再相信蒋介石抗日,谁就是傻瓜混蛋!”现在老蒋又以抗日名义要求29军固守、抵抗,宋哲元心中要是没有疑虑那才是怪事了!万一29军真和日本人打起来,老蒋会真心襄助还是借机消除异己,重新控制华北地盘?不弄清楚这个问题,宋哲元可不愿意为老蒋强出头。
再者,冲突扩大,平津首当其冲,29军好不容易才拥有的地盘又将再次失去。而没有了地盘,自己与老蒋有隙,流离失所下,宋哲元担心29军会出现张学良东北军那样的结局。
有了这些顾虑,再加上冀察委员会里那些亲日分子又整天围着宋哲元灌迷魂汤,宋哲元最终还是定下了“求和、保地盘”的心思。
但宋哲元的这番心思注定要落在空处。
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回日本国内后,受石原莞尔等秉持“不扩大”观点人物的影响,近卫内阁在9日召开的会议上原本也打算采取不扩大事态的方针。但在军方奉行“扩大”主张的重量级人物影响下,近卫内阁11日再次召开会议,确定将事件升级成“北支事变”,并决定增兵华北!
与石原莞尔等不扩大派相比,扩大派的阵容堪称豪华。陆相杉山元、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朝鲜军司令官小矾国昭和中国驻屯军的决策层与少壮派,都是强烈主张扩大侵略。
石原等人认为,日本对外扩张的主要对手是苏联,若拿出很大兵力对华作战,势必影响对苏备战。中国已经是统一的中国,日本在准备尚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出兵,很有可能陷入长期作战的泥潭,对日本不利。
而以陆相杉山元为首的扩大派则被自九?一八以来的胜利刺激得目空一切,极为狂妄。杉山元信誓旦旦地在天皇面前保证道:“如果一次派出大量部队,事变大约用一个月时间就可以解决。”小矾国昭则到处鼓吹“要利用这一时机,推行治理中国的雄图”。在他们的鼓动下,更多的日本高层相信:“对中国只需拔刀威胁一下,它就会屈服”;“征服中国只需要1个师团,3艘巡洋舰”;“最大限度,通过一次保定会战,即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尽管后来的战争历程证明了石原等人的担忧很有道理,但石原等人也并非真个要对中国友好的善男信女。实际上,石原莞尔等人与扩大派只是在全面侵华发动时机上有分歧,对是否在中国扩张这一根本问题上却是一致的。
在11日的内阁会议确定了日本扩大事态的态度后,日本天皇委任日军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接替患重病的田代皖一郎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
同日,日本政府决定向华北增派5个师团。其中,关东军独立混成第l、第11旅团,朝鲜军第20师团,航空队及若干特种兵就近率先开赴北平、天津。
日本大举增兵华北,意味着卢沟桥事变的扩大和升级,也意味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宋哲元妄图息事宁人,通过与日和谈解决事端以保住自家地盘的想法只能落到空处!
老蒋本来电令宋哲元到保定坐镇指挥前方战事,但宋哲元11日却径直去了天津。随即,宋哲元派张自忠、张允荣与日军进行秘密谈判,以求苟安。
尽管关东军从12日开始就源源不断地沿北宁线开抵天津,可宋哲元心存侥幸,仍对日军抱有幻想。除了发表“能平即能和”之类的谈话,宋哲元竟命令卢沟桥驻军撤至长辛店及衡门口!根本就没理会老蒋“不屈服、不扩大”、“就地抵抗”的电令!
实际上,在得知宋哲元11日返回天津与日和谈的消息后,老蒋就怒不可遏。可眼下他却不能对宋哲元催逼过甚,免得将宋彻底推到日本人那边。无奈之下,老蒋只得强压怒火,派参谋次长熊斌去向宋哲元表明南京政府的抗战决心。
接受老蒋委派后,熊斌不敢怠慢,在12日就出发北上保定。可宋哲元在天津和日本人一谈就是一个星期,接着又于19日赶到北平继续和日军交涉,熊斌直到22日才在北平见到了宋哲元。
也就在12日,得知关东军开抵天津后,老蒋知道局势恐怕无法善了,开始有了抗日的决心。
中共已经来电表明愿意服从蒋的指挥,共同抗日。虽然老蒋对此无法尽信,中共又有借机发展壮大的意图在内,但想来这次应该是不会拖南京政府的后腿了。
至于让老蒋头疼的西北民众党,尽管该党宣称“独立自主”,摆明不与南京合作的态度,可老蒋却相信,在对外问题上西北比中共更可靠。这从西北先后对苏联、英国人的强硬态度上就能看出来。
既然如此,老蒋认为与日军硬碰一下也好。这既能表明南京政府抗日的决心,平息国内外的非议,又可在一定程度上抵制日本的贪婪无度。况且,有晋西北9县在民众党手中,西北方面必然不会坐视日军在华北肆虐,若能使日军的注意力集中到民众党身上那更不错。
有了这些认识后,老蒋在13日电告宋哲元,令其“万勿单独进行和与战”,并进一步说“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余区内组织用人,皆须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得寸进尺,绝无已时。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予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控。”
除了苦口婆心,痛陈利害外,老蒋又督令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等部尽快北上,以实际行动表明南京政府抗战决心。当然,除了表明南京政府抗战决心外,这北上大军对宋哲元也是个威慑,免得他真个投了日本人。
到7月15日,随着日军陆续增兵,日军大举攻击平津的意图再也明白不过,老蒋三番五次命宋哲元加紧平津地区战备,尽早集中兵力以防不测。甚至还急令中央军北上,以支援29军。
但宋哲元却正和日本人谈得热乎,在得知老蒋派中央军北上后,生怕老蒋要来抢地盘,竟电告南京,请求暂缓派援军北上,以免刺激日本人,影响与日本驻屯军的交涉。老蒋派来的中央军竟被挡在了保定!
对于国内各界,特别是上海民众因29军在卢沟桥抗战而捐助的款项和慰问品,宋哲元也生怕刺激到日本人而拒绝收下。当然,在给上海各界的电报中,宋哲元话说的比较好听:“遇此类小冲突,即劳海内外同胞相助,各方盛意虽甚殷感,捐款则不敢受。”
除了将与日军达成的所谓协议报送南京批准外,宋哲元又主动撤除了北平城防。尽管老蒋多次电示宋哲元不要对日军抱有幻想,可宋哲元现在有些魔怔,似乎打定了“老蒋反对的我就坚持”的主意。反正,老蒋所说的,宋哲元一概听不进去。待到宋哲元后来明白日军真个不会与自己和平相处,又得知南京真个支持自己并准备真打时,却为时已晚。
而29军37师何基沣旅则曾在准备反击消灭向卢沟桥挑衅的日军时,更遭到29军上层人物的训斥:“打起来对共产党有利,遂了他们借抗日扩大势力的野心!对国民党有利,借抗日消灭杂牌!我们西北军辛辛苦苦搞起来的冀察这个局面就完了!”
国战面前,29军将领竟出于保存自身派系利益之执念,置国家、民族于不顾!曾在喜峰口曾大刀扬威的29军已热血消退,蜕变成为一向日本人谋求妥协的地方军阀。个中恩怨是非,思来令人叹息。
对于平津一带局势的发展,西北自然极为关注。在7月8日发布了声明之后,赵振中就发布命令,西北自此进入战争状态!
由于此前赵振中等人已在几个会议上向党政军高层进行过形势通报,也拟订了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西北的应对方案。因而,这次事变发生后,西北并未紧张过度,各方面工作基本上都按照预案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当然,变化还是有的。最明显的就是晋西北、陕北、宁夏贺兰山以东,以及甘肃河东地区,都时常能听到刺耳的防空警报声,由各级政府组织民众进行防空演练。
尽管有防空雷达和高炮、高射机枪等防空武器,但若敌机过多,难免会出现漏网之鱼,提前使民众心中具备防空意识,届时也能避免不必要的恐慌和损失。
防空之类的事情由田云逸等人负责,赵振中则从10日开始就忙着先后接待阎锡山、刘湘的代表,并准备接待已经在路上的兰芳来人。
在事变发生之后,阎锡山就紧张起来:“坏事了,坏事了!竟真个被赵振中说中了!”他赶紧将杨爱源和陆近礼找来,了解部队防卫准备以及工厂拆迁情况。
“阎公,这才半年不到,各项工事根本就没有完工。”杨爱源苦着脸说道,“要是到明年这个时候或许就有个差不多,谁知道日本人现在就发动了。不过,这次日本人真个会大举入侵吗?”
“这可怎生是好?”阎锡山顿足叹道,“若是别个说的,我也不会轻信。可6月中赵振中通过煜如特意转告我,说是日军在今后半年内很可能会有行动,可谁料想这才过了半个多月就出事了!”
在6月中,阎锡山特意派贾景德去西北,一边祝贺人民军在山南取得的战绩,一边看能否获得西北更多的帮助。为了加紧晋西南抗战基地的建设,阎锡山希望西北能支援一些施工机械。赵振中在调拨了一些推土机、挖掘机、铲车之类的施工机械,并派人送到宁夏北部交给阎锡山派来接收的人员后,又特意让贾景德给阎锡山带回了预警信息。当时阎锡山还以为日军只是演习,应该没什么大不了,可现在竟被赵振中给说中了。
阎锡山也清楚,防卫工事上的事情只怨时间太短,怪不到杨爱源头上。想了想,阎锡山叹道:“先抽调力量加强晋西南的工程建设,其他地方也不能全停下,还要靠它们争取更多时间呢。另外,这边最后的布置也要加紧,一定要提前完成!”
一旦日本真个大举侵华,作为华北要地的山西肯定会是日军的重要目标。尽管阎锡山想想将要放弃的地盘和将要毁掉的一切就感到肉疼,可现在确实该考虑取舍了。
长叹一声后,阎锡山又将目光投向陆近礼。
“阎公,西北实业公司牵涉的产业太多,有些现在仍在生产,尚未拆运。”陆近礼心中也有些打鼓,“现在运到临汾那边的还不到一半。不过,若是全部停工,一力拆运,估计到11月份应该能完成。毕竟有铁路,运输也快。”
“都停了,都停了。”阎锡山一迭声地说道,“要是真落到日本人手里,我们可就亏大了。要尽快拆运到西南那边,还要加快那边防御工程的进度。”
停产拆运,不过是承受几个月的损失,而若真个被日本人给抢了去,那可就是血本无归了。这笔帐,阎锡山自然算得清楚。
了解过有关情况,并做出安排后,阎锡山就又派贾景德到西北求助。西北已经摆明了“独立自主”,阎锡山也不再奢望能指挥人民军作战。但两军将来在一些战役上进行配合应该还是有可能的,阎锡山最希望的是人民军届时能出动空军帮助自己顶住日本飞机的威胁。
人民军空军既然装备了战斗机,又在山南作战中打得英国人一败涂地,若晋绥军同日军作战时能得到西北空军的支援,那晋绥军地面作战可就能好打不少。
7月10日,赵振中在兰州接待了贾景德。
出于今后的作战考虑,西北在保德与府谷之间并未建设跨越黄河的大桥,眼下又是雨季汛期,浮桥也被拆除,贾景德是从平绥线由包头赶到宁夏北部,并乘坐西北开通的石嘴山到兰州的火车抵达的。
听贾景德说明来意后,赵振中沉吟道:“按说,阎公的请求是为了抗日,我不应该不同意。可我们人民军空军现在的力量却不足以全面和日军抗衡。届时,我们既要保障西北区域内的民众,又要保障参战的人民军,恐怕真没有多少余力顾及到晋绥军。”
“贵方空军扬威山南,大涨国人的志气,阎公和我们都很钦佩。赵主席怎得竟说空军力量不足?”贾景德以为赵振中在推脱。
“韬园先生,英国人在山南是远道而来,又只带了不到60架飞机,这才被我们给打掉。可日军距离我国近,日本本土生产的飞机能够很方便的运过来。凭我们现在所有的几十架飞机是难以战胜日本空军的。”赵振中解释道,“韬园先生在来的路上想必也听到宁夏不时拉响的防空警报,那是我们在提前组织民众应对敌机来袭。”
赵振中所说的虽然没有透露战机具体数量,也没提到战机性能和雷达,可人民军现有的空军规模无法和日军相比却是事实。这也是人民军将防空团配属到师级部队的一大原因。
“竟真个如此?”失望之下,贾景德脱口问道。但随即,他意识到自己此话失礼,忙又改口道:“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可想?”
别看赵振中年轻,可好歹也是国内最大的地方势力,不但占据着半壁江山,更有着自成体系的党政军一大票人马在,贾景德既然代表阎锡山有求于人,公然质疑西北最高首脑无论如何是欠妥的。
见贾景德面上有些讪然,赵振中并未在意他的失礼,笑道:“韬园先生也是心切,无妨的。办法倒是有,就是‘空中不足地面补’,由防空力量来应对日军的空袭。这虽然有些被动,可也是眼下我们所能采取的最好法子了。”
上次阎锡山到西北,曾老着面皮许诺用80万青壮灾民换西北的高射炮、高射机枪。西北为此一共向阎锡山提供了高射炮、高射机枪各150门挺,除了没有雷达外,足够阎锡山按西北标准装备3个防空团了。
不过,相对于山西、绥远偌大的区域来说,3个防空团肯定是不够的。贾景德此番也想获得更多的装备。
“也罢,都是为了对付日本人,我就再送两个团的防空武器给阎公。再多可就没有了,毕竟,我们这边的防空压力也是不小。”赵振中想想之后,又道,“不过,我建议阎公在将来的作战中,最好是能将这些防空力量集中配属在关键位置。”
上次阎锡山可是用80万青壮换了3个团的装备,而这次赵振中竟然奉送了两个团的装备。对贾景德来说,这着实是个意外之喜。
听了贾景德一番感谢的话后,赵振中又建议道:“韬园先生回去后不妨和阎公说说,让晋省各级政府在将来有个万一时能向民众宣传一下,尽可能地让民众过河到西北来,免得遭了日本人的毒手。”
赵振中曾和阎锡山敲定过有关难民问题。可若单凭难民自发行动,能到西北的数量肯定不如山西省各级政府组织行动过来得多。
“若真有个万一,这也是为晋省百姓谋一条活路。应当的!”贾景德满口应承后,又问道,“依赵主席看,若真个大打起来,日军会在什么时候进入山西?”
“这要看冀察方面和晋绥军究竟能打得怎样了。”赵振中略一沉吟,又道,“不过,现在的29军已经不是长城抗战时的29军了。就宋哲元眼下的作为看,一旦日军全面发动,29军能在平津顶一个星期就烧高香了。关键还是看晋绥军。”
贾景德先是吃了一惊,可仔细想想后却觉得赵振中所说的极有可能成真,便叹息道:“老蒋以前拨给宋明轩的国防建设经费,他拿到之后转手就按将领级别和亲疏远近给分了,国防工程是连影都没见着。现在又和日本人牵扯不清,宋明轩糊涂啊。”
因牵扯到晋绥军,贾景德也就转换话题,不再提日军多久进山西的问题。
……
送走贾景德后,赵振中在12日又接待了刘湘所派来的张斯可。
在洽谈中,赵振中除了和张斯可分析了眼下中、日间的局势外,还同意将人民军替换下来的德式枪械送给刘湘10万支,以为川军将来抗战所用。这令张斯可大喜过望。虽说是人民军换下来的,但大多使用时间并不长,比川军手中那些膛线都快磨光的老套筒可强太多了!
人民军和护卫军手中替换下来的,连尚未动用的非西北制式枪械在内,主要有三类:一是早期从怀特、杰克手中得到的m1903,总共约有9万左右;二是德式枪械,主要来自以前自己购买、打劫张宗昌、作战缴获三种途径,现在好坏一共有近20万支;三是从沈阳兵工厂打劫所得的10余万仿德式枪械。
人民军、护卫军早期使用的大多为德式枪械,m1903只是后来在护卫军中装备过,而辽造枪械则一直被封存。赵振中眼下送给刘湘的只是人民军替换下来的德式枪械的一部分。其他替换下的旧枪,现在为民兵预备役人员所装备。
除了赠送枪械之外,赵振中还提醒张斯可务必转告刘湘两件事:一是抗战之中,川军可出川,刘不可离川,出则必被蒋黑手所趁;二是注重西康方向,打通与西藏的通道,以便西北可在另一个方向加强与四川联系。
在事变之前,平津一带,特别是北平附近的形势就极为险恶。
根据塘沽协定,中国军队撤离冀东22县,退到了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在日军所控制的范围中,通州县城离北平市区天安门一带只有20多公里!20多公里的距离,哪怕是按照30年代中期通州到北平市区的路况和车辆性能,顶天也就需要半个小时!
而根据何梅协定,南京当局的中央军又退出了平津。其后,日军在36年又制造事端,于当年9月进占丰台一带。再加上司令部设立在天津,并控制塘沽等地的“中国驻屯军”,事变之前的北平已经处于日军几面包围之中!
北面,是先后通过长城作战和华北事变而控制热河及察哈尔东部的关东军一部。因此前中国军队已根据中、日间协定撤离昌平、密云等地,此部日军可沿古北口、密云、顺义一线通道,直接攻击北平北部。
东面,是殷汝耕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统辖的约17000人的伪保安队。该部控制着由喜峰口、秦皇岛等地经蓟县至北平东部通州的通道,既能进至通州并由东向攻击北平,又能接引从关外或海路抵达的日军。
东南面,是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所在的天津、塘沽方向。该部日军不仅能随时控制平津铁路,更可从塘沽港接应日军登陆。
西南面,则是去年9月占据丰台一带的日军。该部不仅可直接威胁平汉铁路,更可向北平方向发动攻击。此次事变就是该部日军所挑起的。
在稍远距离的西北,则是受关东军控制并占领察哈尔张北至延庆一带的李守信伪蒙军8个师约4万人。该部虽然曾在去年的绥远抗战中遭受过傅作义部的打击,但现在用来威胁平绥线却是不成问题。
日军对北平几路合围的态势,在去年秋季占领丰台一带后就已经完成。而入冬后的绥远战事,更大程度上是日军全面侵华准备尚未就绪前,由其扶持的伪蒙势力发起的一次试探性行动。虽然德王等人在绥远遭受了失败,但日军也进一步判明了老蒋、阎锡山、宋哲元等中国国内不同势力在对日问题上的态度。
天津能随时掌控,对北平的包围又大体完成,除了兵力上稍有不足外,日军发动全面战争的条件已基本具备。
不过,自九?一八以来就被一次次侵华胜利刺激得益发狂妄的华北方面的日军并不认为自己兵力不足。既然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中能凭借两万多兵力发起攻击,并最终占领整个东三省,对去年秋季就基本完成包围北平、自37年春开始平津一带兵力又增加到3、4万人的华北日军来说,击败29军10万左右人马,进占华北同样不成问题!
既然德王等傀儡扶不起,那日军干脆自己操刀亲自上。随着兵力的增加和一次次演习的进行,日军发动事变也就是必然当中的事情。这样的结果并非是西安事变所能导致。实际上,即便是原本历史上的西安事变,也仅使老蒋不再继续剿共,改变的是中共的命运,与日本侵华时机上并无太多因果关联。
说此次事变是日军早有图谋,这在一个细节上可以得到证明。
7日晚11时左右,日军向中国军队提出进入宛平城搜查失踪士兵,遭到中国军队拒绝。晚12点左右,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通过电话和冀察当局当局交涉有关事项。同时,中国守军报告冀察当局:日军已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
就在冀察当局被迫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的时候,因闹肚子而离队的志村菊次郎已经归队,但日军却隐瞒不报。在8日凌晨5点左右,得到增援的日军突然炮击宛平县城,七?七事变就此全面爆发!
松井太久郎与冀察当局交涉时间是晚上12点左右,到第二天凌晨5点,5个小时的时间,日军就能从山海关、通州、天津等地调兵支援,并发动攻击。深更半夜,又分隔几地,天津、山海关距离北平更有不短的距离,若非事前早有预案或部队枕戈待旦早有准备,这绝无可能办到!
事变发生了,但国内外各方反应却大不相同。
西北首先发布党政军联合声明:“此次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民众党、西北政府和人民军将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独立自主的抗击包括日本帝国主义在内的一切外来侵略势力!为实现国家真正的独立、富强,民族解放而抗战到底,决不妥协!”
中共也在同一天通电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提出了“不让日本占领中国”、“为保卫国土流血”的口号。同时,毛、朱、彭等中共将领联名致电老蒋,敦促其严令29军保卫平津华北,并表示红军愿在蒋的领导下为国效力。
在西北和中共表态之后,国人将目光投在了南京政府和冀察当局身上。但这两者的反应却有些令人失望。
虽然西北方面说日军在卢沟桥的举动是其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可老蒋却并不轻信。在8日的日记里,老蒋记述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没有摸清日本的意图,老蒋也就没有定下抗战的决心,并未公开发表声明,只在事实上进行了一些准备。
老蒋先是命令29军“固守宛平,就地抵抗”,9日,又电告宋哲元“积极准备,谈判须不丧丝毫主权”。同时,老蒋又命令孙连仲率所部26路军两个师,40军军长庞炳勋率所部39师,高桂滋率领84师向石家庄、保定一带集中,以随时增援宋哲元部。
虽然在未判明局势前老蒋决心未定,却也做了一定准备。相比之下,主持冀察当局的宋哲元则是心存侥幸,以求苟安。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宋哲元还在山东乐陵老家。在平津一带坐镇指挥的29军将领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等人在商量之后命令卢沟桥守军还击,坚守勿退。同时,秦、张、冯等人也将事变的情况上报宋哲元,催促其速回北平主持大局。但在前方战事已起,南京当局和前方将士的催促下,宋哲元却直到11日才返回了平津。
起初,接到前方电报后,宋哲元也曾命令29军“先消灭当面之敌”,但过后仔细思量,宋哲元却推翻前定,选择了“以和为贵”。
首先,抱着侥幸心理以及依据这几年在华北和日军打交道的经历,宋哲元判断日军这次很可能又是想占点小便宜。若29军反应过于激烈,恐怕会激化事态,不利于和平解决。
其次,宋哲元是信不过老蒋的。当年老蒋玩手腕解除了宋哲元察哈尔主席的职务后,宋哲元就曾公然说过“谁再相信蒋介石抗日,谁就是傻瓜混蛋!”现在老蒋又以抗日名义要求29军固守、抵抗,宋哲元心中要是没有疑虑那才是怪事了!万一29军真和日本人打起来,老蒋会真心襄助还是借机消除异己,重新控制华北地盘?不弄清楚这个问题,宋哲元可不愿意为老蒋强出头。
再者,冲突扩大,平津首当其冲,29军好不容易才拥有的地盘又将再次失去。而没有了地盘,自己与老蒋有隙,流离失所下,宋哲元担心29军会出现张学良东北军那样的结局。
有了这些顾虑,再加上冀察委员会里那些亲日分子又整天围着宋哲元灌迷魂汤,宋哲元最终还是定下了“求和、保地盘”的心思。
但宋哲元的这番心思注定要落在空处。
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回日本国内后,受石原莞尔等秉持“不扩大”观点人物的影响,近卫内阁在9日召开的会议上原本也打算采取不扩大事态的方针。但在军方奉行“扩大”主张的重量级人物影响下,近卫内阁11日再次召开会议,确定将事件升级成“北支事变”,并决定增兵华北!
与石原莞尔等不扩大派相比,扩大派的阵容堪称豪华。陆相杉山元、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朝鲜军司令官小矾国昭和中国驻屯军的决策层与少壮派,都是强烈主张扩大侵略。
石原等人认为,日本对外扩张的主要对手是苏联,若拿出很大兵力对华作战,势必影响对苏备战。中国已经是统一的中国,日本在准备尚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出兵,很有可能陷入长期作战的泥潭,对日本不利。
而以陆相杉山元为首的扩大派则被自九?一八以来的胜利刺激得目空一切,极为狂妄。杉山元信誓旦旦地在天皇面前保证道:“如果一次派出大量部队,事变大约用一个月时间就可以解决。”小矾国昭则到处鼓吹“要利用这一时机,推行治理中国的雄图”。在他们的鼓动下,更多的日本高层相信:“对中国只需拔刀威胁一下,它就会屈服”;“征服中国只需要1个师团,3艘巡洋舰”;“最大限度,通过一次保定会战,即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尽管后来的战争历程证明了石原等人的担忧很有道理,但石原等人也并非真个要对中国友好的善男信女。实际上,石原莞尔等人与扩大派只是在全面侵华发动时机上有分歧,对是否在中国扩张这一根本问题上却是一致的。
在11日的内阁会议确定了日本扩大事态的态度后,日本天皇委任日军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接替患重病的田代皖一郎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
同日,日本政府决定向华北增派5个师团。其中,关东军独立混成第l、第11旅团,朝鲜军第20师团,航空队及若干特种兵就近率先开赴北平、天津。
日本大举增兵华北,意味着卢沟桥事变的扩大和升级,也意味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宋哲元妄图息事宁人,通过与日和谈解决事端以保住自家地盘的想法只能落到空处!
老蒋本来电令宋哲元到保定坐镇指挥前方战事,但宋哲元11日却径直去了天津。随即,宋哲元派张自忠、张允荣与日军进行秘密谈判,以求苟安。
尽管关东军从12日开始就源源不断地沿北宁线开抵天津,可宋哲元心存侥幸,仍对日军抱有幻想。除了发表“能平即能和”之类的谈话,宋哲元竟命令卢沟桥驻军撤至长辛店及衡门口!根本就没理会老蒋“不屈服、不扩大”、“就地抵抗”的电令!
实际上,在得知宋哲元11日返回天津与日和谈的消息后,老蒋就怒不可遏。可眼下他却不能对宋哲元催逼过甚,免得将宋彻底推到日本人那边。无奈之下,老蒋只得强压怒火,派参谋次长熊斌去向宋哲元表明南京政府的抗战决心。
接受老蒋委派后,熊斌不敢怠慢,在12日就出发北上保定。可宋哲元在天津和日本人一谈就是一个星期,接着又于19日赶到北平继续和日军交涉,熊斌直到22日才在北平见到了宋哲元。
也就在12日,得知关东军开抵天津后,老蒋知道局势恐怕无法善了,开始有了抗日的决心。
中共已经来电表明愿意服从蒋的指挥,共同抗日。虽然老蒋对此无法尽信,中共又有借机发展壮大的意图在内,但想来这次应该是不会拖南京政府的后腿了。
至于让老蒋头疼的西北民众党,尽管该党宣称“独立自主”,摆明不与南京合作的态度,可老蒋却相信,在对外问题上西北比中共更可靠。这从西北先后对苏联、英国人的强硬态度上就能看出来。
既然如此,老蒋认为与日军硬碰一下也好。这既能表明南京政府抗日的决心,平息国内外的非议,又可在一定程度上抵制日本的贪婪无度。况且,有晋西北9县在民众党手中,西北方面必然不会坐视日军在华北肆虐,若能使日军的注意力集中到民众党身上那更不错。
有了这些认识后,老蒋在13日电告宋哲元,令其“万勿单独进行和与战”,并进一步说“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余区内组织用人,皆须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得寸进尺,绝无已时。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予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控。”
除了苦口婆心,痛陈利害外,老蒋又督令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等部尽快北上,以实际行动表明南京政府抗战决心。当然,除了表明南京政府抗战决心外,这北上大军对宋哲元也是个威慑,免得他真个投了日本人。
到7月15日,随着日军陆续增兵,日军大举攻击平津的意图再也明白不过,老蒋三番五次命宋哲元加紧平津地区战备,尽早集中兵力以防不测。甚至还急令中央军北上,以支援29军。
但宋哲元却正和日本人谈得热乎,在得知老蒋派中央军北上后,生怕老蒋要来抢地盘,竟电告南京,请求暂缓派援军北上,以免刺激日本人,影响与日本驻屯军的交涉。老蒋派来的中央军竟被挡在了保定!
对于国内各界,特别是上海民众因29军在卢沟桥抗战而捐助的款项和慰问品,宋哲元也生怕刺激到日本人而拒绝收下。当然,在给上海各界的电报中,宋哲元话说的比较好听:“遇此类小冲突,即劳海内外同胞相助,各方盛意虽甚殷感,捐款则不敢受。”
除了将与日军达成的所谓协议报送南京批准外,宋哲元又主动撤除了北平城防。尽管老蒋多次电示宋哲元不要对日军抱有幻想,可宋哲元现在有些魔怔,似乎打定了“老蒋反对的我就坚持”的主意。反正,老蒋所说的,宋哲元一概听不进去。待到宋哲元后来明白日军真个不会与自己和平相处,又得知南京真个支持自己并准备真打时,却为时已晚。
而29军37师何基沣旅则曾在准备反击消灭向卢沟桥挑衅的日军时,更遭到29军上层人物的训斥:“打起来对共产党有利,遂了他们借抗日扩大势力的野心!对国民党有利,借抗日消灭杂牌!我们西北军辛辛苦苦搞起来的冀察这个局面就完了!”
国战面前,29军将领竟出于保存自身派系利益之执念,置国家、民族于不顾!曾在喜峰口曾大刀扬威的29军已热血消退,蜕变成为一向日本人谋求妥协的地方军阀。个中恩怨是非,思来令人叹息。
对于平津一带局势的发展,西北自然极为关注。在7月8日发布了声明之后,赵振中就发布命令,西北自此进入战争状态!
由于此前赵振中等人已在几个会议上向党政军高层进行过形势通报,也拟订了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西北的应对方案。因而,这次事变发生后,西北并未紧张过度,各方面工作基本上都按照预案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当然,变化还是有的。最明显的就是晋西北、陕北、宁夏贺兰山以东,以及甘肃河东地区,都时常能听到刺耳的防空警报声,由各级政府组织民众进行防空演练。
尽管有防空雷达和高炮、高射机枪等防空武器,但若敌机过多,难免会出现漏网之鱼,提前使民众心中具备防空意识,届时也能避免不必要的恐慌和损失。
防空之类的事情由田云逸等人负责,赵振中则从10日开始就忙着先后接待阎锡山、刘湘的代表,并准备接待已经在路上的兰芳来人。
在事变发生之后,阎锡山就紧张起来:“坏事了,坏事了!竟真个被赵振中说中了!”他赶紧将杨爱源和陆近礼找来,了解部队防卫准备以及工厂拆迁情况。
“阎公,这才半年不到,各项工事根本就没有完工。”杨爱源苦着脸说道,“要是到明年这个时候或许就有个差不多,谁知道日本人现在就发动了。不过,这次日本人真个会大举入侵吗?”
“这可怎生是好?”阎锡山顿足叹道,“若是别个说的,我也不会轻信。可6月中赵振中通过煜如特意转告我,说是日军在今后半年内很可能会有行动,可谁料想这才过了半个多月就出事了!”
在6月中,阎锡山特意派贾景德去西北,一边祝贺人民军在山南取得的战绩,一边看能否获得西北更多的帮助。为了加紧晋西南抗战基地的建设,阎锡山希望西北能支援一些施工机械。赵振中在调拨了一些推土机、挖掘机、铲车之类的施工机械,并派人送到宁夏北部交给阎锡山派来接收的人员后,又特意让贾景德给阎锡山带回了预警信息。当时阎锡山还以为日军只是演习,应该没什么大不了,可现在竟被赵振中给说中了。
阎锡山也清楚,防卫工事上的事情只怨时间太短,怪不到杨爱源头上。想了想,阎锡山叹道:“先抽调力量加强晋西南的工程建设,其他地方也不能全停下,还要靠它们争取更多时间呢。另外,这边最后的布置也要加紧,一定要提前完成!”
一旦日本真个大举侵华,作为华北要地的山西肯定会是日军的重要目标。尽管阎锡山想想将要放弃的地盘和将要毁掉的一切就感到肉疼,可现在确实该考虑取舍了。
长叹一声后,阎锡山又将目光投向陆近礼。
“阎公,西北实业公司牵涉的产业太多,有些现在仍在生产,尚未拆运。”陆近礼心中也有些打鼓,“现在运到临汾那边的还不到一半。不过,若是全部停工,一力拆运,估计到11月份应该能完成。毕竟有铁路,运输也快。”
“都停了,都停了。”阎锡山一迭声地说道,“要是真落到日本人手里,我们可就亏大了。要尽快拆运到西南那边,还要加快那边防御工程的进度。”
停产拆运,不过是承受几个月的损失,而若真个被日本人给抢了去,那可就是血本无归了。这笔帐,阎锡山自然算得清楚。
了解过有关情况,并做出安排后,阎锡山就又派贾景德到西北求助。西北已经摆明了“独立自主”,阎锡山也不再奢望能指挥人民军作战。但两军将来在一些战役上进行配合应该还是有可能的,阎锡山最希望的是人民军届时能出动空军帮助自己顶住日本飞机的威胁。
人民军空军既然装备了战斗机,又在山南作战中打得英国人一败涂地,若晋绥军同日军作战时能得到西北空军的支援,那晋绥军地面作战可就能好打不少。
7月10日,赵振中在兰州接待了贾景德。
出于今后的作战考虑,西北在保德与府谷之间并未建设跨越黄河的大桥,眼下又是雨季汛期,浮桥也被拆除,贾景德是从平绥线由包头赶到宁夏北部,并乘坐西北开通的石嘴山到兰州的火车抵达的。
听贾景德说明来意后,赵振中沉吟道:“按说,阎公的请求是为了抗日,我不应该不同意。可我们人民军空军现在的力量却不足以全面和日军抗衡。届时,我们既要保障西北区域内的民众,又要保障参战的人民军,恐怕真没有多少余力顾及到晋绥军。”
“贵方空军扬威山南,大涨国人的志气,阎公和我们都很钦佩。赵主席怎得竟说空军力量不足?”贾景德以为赵振中在推脱。
“韬园先生,英国人在山南是远道而来,又只带了不到60架飞机,这才被我们给打掉。可日军距离我国近,日本本土生产的飞机能够很方便的运过来。凭我们现在所有的几十架飞机是难以战胜日本空军的。”赵振中解释道,“韬园先生在来的路上想必也听到宁夏不时拉响的防空警报,那是我们在提前组织民众应对敌机来袭。”
赵振中所说的虽然没有透露战机具体数量,也没提到战机性能和雷达,可人民军现有的空军规模无法和日军相比却是事实。这也是人民军将防空团配属到师级部队的一大原因。
“竟真个如此?”失望之下,贾景德脱口问道。但随即,他意识到自己此话失礼,忙又改口道:“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可想?”
别看赵振中年轻,可好歹也是国内最大的地方势力,不但占据着半壁江山,更有着自成体系的党政军一大票人马在,贾景德既然代表阎锡山有求于人,公然质疑西北最高首脑无论如何是欠妥的。
见贾景德面上有些讪然,赵振中并未在意他的失礼,笑道:“韬园先生也是心切,无妨的。办法倒是有,就是‘空中不足地面补’,由防空力量来应对日军的空袭。这虽然有些被动,可也是眼下我们所能采取的最好法子了。”
上次阎锡山到西北,曾老着面皮许诺用80万青壮灾民换西北的高射炮、高射机枪。西北为此一共向阎锡山提供了高射炮、高射机枪各150门挺,除了没有雷达外,足够阎锡山按西北标准装备3个防空团了。
不过,相对于山西、绥远偌大的区域来说,3个防空团肯定是不够的。贾景德此番也想获得更多的装备。
“也罢,都是为了对付日本人,我就再送两个团的防空武器给阎公。再多可就没有了,毕竟,我们这边的防空压力也是不小。”赵振中想想之后,又道,“不过,我建议阎公在将来的作战中,最好是能将这些防空力量集中配属在关键位置。”
上次阎锡山可是用80万青壮换了3个团的装备,而这次赵振中竟然奉送了两个团的装备。对贾景德来说,这着实是个意外之喜。
听了贾景德一番感谢的话后,赵振中又建议道:“韬园先生回去后不妨和阎公说说,让晋省各级政府在将来有个万一时能向民众宣传一下,尽可能地让民众过河到西北来,免得遭了日本人的毒手。”
赵振中曾和阎锡山敲定过有关难民问题。可若单凭难民自发行动,能到西北的数量肯定不如山西省各级政府组织行动过来得多。
“若真有个万一,这也是为晋省百姓谋一条活路。应当的!”贾景德满口应承后,又问道,“依赵主席看,若真个大打起来,日军会在什么时候进入山西?”
“这要看冀察方面和晋绥军究竟能打得怎样了。”赵振中略一沉吟,又道,“不过,现在的29军已经不是长城抗战时的29军了。就宋哲元眼下的作为看,一旦日军全面发动,29军能在平津顶一个星期就烧高香了。关键还是看晋绥军。”
贾景德先是吃了一惊,可仔细想想后却觉得赵振中所说的极有可能成真,便叹息道:“老蒋以前拨给宋明轩的国防建设经费,他拿到之后转手就按将领级别和亲疏远近给分了,国防工程是连影都没见着。现在又和日本人牵扯不清,宋明轩糊涂啊。”
因牵扯到晋绥军,贾景德也就转换话题,不再提日军多久进山西的问题。
……
送走贾景德后,赵振中在12日又接待了刘湘所派来的张斯可。
在洽谈中,赵振中除了和张斯可分析了眼下中、日间的局势外,还同意将人民军替换下来的德式枪械送给刘湘10万支,以为川军将来抗战所用。这令张斯可大喜过望。虽说是人民军换下来的,但大多使用时间并不长,比川军手中那些膛线都快磨光的老套筒可强太多了!
人民军和护卫军手中替换下来的,连尚未动用的非西北制式枪械在内,主要有三类:一是早期从怀特、杰克手中得到的m1903,总共约有9万左右;二是德式枪械,主要来自以前自己购买、打劫张宗昌、作战缴获三种途径,现在好坏一共有近20万支;三是从沈阳兵工厂打劫所得的10余万仿德式枪械。
人民军、护卫军早期使用的大多为德式枪械,m1903只是后来在护卫军中装备过,而辽造枪械则一直被封存。赵振中眼下送给刘湘的只是人民军替换下来的德式枪械的一部分。其他替换下的旧枪,现在为民兵预备役人员所装备。
除了赠送枪械之外,赵振中还提醒张斯可务必转告刘湘两件事:一是抗战之中,川军可出川,刘不可离川,出则必被蒋黑手所趁;二是注重西康方向,打通与西藏的通道,以便西北可在另一个方向加强与四川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