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独立自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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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此行没有达到预期的与西北缓和乃至合作的目的，但能得到西北方面恪守现有边界的承诺、弄清楚阻碍双方关系发展的关键所在，张浩等人也算是此行不虚。何况，西北还提供了对中共来说至关重要的材料、紧缺的食盐，以及可到西北治病的许诺，双方的关系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小步。而有了这一小步，今后时机成熟，那就可以再向前迈进一大步！
不过，张浩等人也清楚，在中共高层大多仍奉国际、苏联为圣明的情况下，中共要想摆脱外来影响，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绝非易事。
张浩回国的时间并不长，可他却不是那种书生式的国际派。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了解和认识，张浩认为老毛以往的道路是对的。这也是他为何坚定地站在陕北一边压制并催逼张国焘北上的一大原因。可张浩也清楚，即便他曾是国际代表，可一旦在中共内部公然提出摆脱国际、苏联的影响，也肯定会被视为异端，并将很快地被打倒在地！[bsp; 眼下虽说中共三大主力会师于陕北，力量壮大不少，可内部的思想认识却没有统一，对历史问题和今后的发展道路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激烈争论，对国际和苏联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盲目迷信，在这样的情况下贸然提出摆脱国际和苏联的影响肯定是行不通的。甚至可能由此激化党内矛盾，造成极为恶劣的后果。在张浩看来，至少未来几年内看不到中共摆脱国际和苏联的影响，实现真正独立自主的可能，除非国内外形势有了新的重大变化。
26日下午，张浩一行携带着西北提供的材料和赵振中借口“生日礼物”以个人名义赠送给老毛的12箱香烟，回到了中共在陕北的驻地。至于那80吨食盐，将在随后由中共派人到肤施装运。
张浩一行回来后，首先找到张闻天处，并将老毛、朱德，以及刚从西安那边返回的周恩来召集到一起，向他们通报有关情况。
见到那12箱香烟，又听说赵振中对老毛称赞有加，张闻天打趣道：“没想到老毛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大名都传到西北了。这个赵振中对你的评价可很高啊。”
“没有老蒋实在啊。”老毛则笑道，“蒋某人对我的悬赏可是十万大洋，这价码可比12箱香烟高多了！不过赵振中能给我送烟，这可真出乎意料。这下烟瘾大的同志们可又有精神食粮了。”
几人说笑了一阵。
当张浩几人拿出从西北带回的材料，分发给张闻天、老毛、朱德等人传阅，并说明材料的来源以及可信度后，原本的轻松气氛一扫而空，屋子里沉闷的令人压抑。
那些照片上的内容分别是24年、27年北京警察厅记录的对张国焘、李大钊两人审讯的记录。其中，张国焘不但供出了南方和北方的中共组织，还供出了李大钊、张昆弟等人。在北洋京师警察厅1924年6月11日下达的“京师警察厅1924年第151号”逮捕李大钊的密令中明确说道：“据张犯国焘提训明确，伊等以私组工党为名，实行共产主义，南方首领为陈独秀，北方则以李大钊为首，伊与张昆弟为辅助者。”这就坐实了张国焘叛变投敌的罪行！
而照片中被警察厅标注为“李大钊供词全份”的内容，则向众人揭示了中共创始人李大钊的另一面。李大钊首先是国际党员，其后才参与中共创立、成为中共党员，或许这也是为何当初陈独秀等人反对加入国际而未能实现的一个缘故吧。当然，有关供词内容也颠覆了李大钊原本在老毛等人心目中的形象。
照片上的内容虽然极为惊人，可除了涉及到张国焘外，因已是十年前的内容，对中共眼下影响不大。但罗章龙、黄理文两人亲笔所写的材料却向众人揭露了六届四中全会上的斗争以及“非常委员会”的来龙去脉、龙华烈士被害的幕后黑手。这些已经涉及到中共此前几年的一系列错误。特别是还关系到张闻天、周恩来两人。
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和选举已明显违背了中共的有关章程。若是违背规则选出的机构无效，那张闻天在会后不久出任宣传部部长的任命也是有问题的。
而“非常委员会”虽然方式过于激烈，有分裂中共嫌疑，可何孟雄、罗章龙、林育南等人却是站在“中国”党的立场上，反对米夫对中共内部事务进行错误干涉。从这一点看，何、罗、林是初衷不错，方式欠妥而已。不过，无论如何中共也不应该以出卖自己同志的方式、借助敌人之手来清除内部持反对意见者！在何、罗、林等人被捕后，得到的不是组织的营救和关照，而是被开除党籍！这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与张闻天只是擦边球不同，周则从始至终经历了六届四中全会，并参与了对“非常委员会”的打压。当然，没有明确证据证明周是告密者，周也不可能是告密者。可当时特科归周领导，具体负责的陈、康、潘也直接听从周的指令，若特科参与告密一案，周的领导责任是难以推卸的。而从南、北两地涉及“非委”的中共人士大批被捕的情况看，告密者不但清楚中共内部派系、人员情况，更对有关人员的行动了如指掌。这其中要说没有特科的参与，是做不到的。
看完有关材料之后，张、毛、朱、周等人极为震惊，神色严峻，张浩则神情悲愤。
震惊之后，张闻天神色肃然地说道：“这些内容在中央没有查证并做出决议之前，决不能向其他任何人透露！我们在场每个人都要以自己的党性做出保证！另外，民众党怎么会有心整理与我党有关的材料？”
“赵振中说了，西北因和苏联不对付，就想从当年张作霖自苏联大使馆查抄到的资料中找到可用来攻击苏联的内容。因李守常等人当初是在大使馆中被抓到的，也就顺带找有关他的材料。不料却发现了此前北京警察厅下发的对李的逮捕密令，也就牵扯出张国焘。”董必武叹息道，“虽然出人意料，可也说得通。至于龙华一案，却是因罗章龙夏天到西北后就被看押起来，黄理文也因此被西北想法保释出狱。当然，材料的真假，我们自己也可以查证。”
西北与苏联之间的对立已众所周知，通过当年旧事抨击苏联也说得过去。而龙华一案也并非西北特意查证，不过是因人牵扯而已。这样看来，西北并非有意针对中共。这让张闻天等人放心不小。其实，仔细想想也会明白，若西北有心针对中共，把这些材料广为散发、传播，那势必会引起中共内乱不可。
此外，西北方面提供的这些材料虽然查证起来有不少困难，但也只是多费些功夫罢了，并非不能查，真实性上应该问题不大。
“原来只以为他张国焘有野心，却没想到他口称革命，原来竟是个叛徒！”曾与四方面军一起行动，却形同被软禁的朱德忿然作色。
“对于我自四中全会以来的言行，我愿意接受组织的审查。”事情牵涉到四中全会以及其后对“非委”的打击，特别是其中很可能涉及到特科人员，周做出这样的表态也不难理解。
“四中全会、‘非委’、龙华烈士案，牵涉太广，查是肯定要查的，但不能急于一时。”老毛用力地吸了两口烟，看了看众人后又道，“眼下，我们首先要确定好如何解决张国焘的问题，以及如何正确对待四方面军同志的问题。这两个问题解决不好，我们可会出大乱子的。我的意见是：张国焘的历史问题属于其个人问题，与四方面军广大同志无关。当然，我们也要尽快肃清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中的不良影响，维护中央权威！”
“老毛的意见我赞同！”朱德也表明态度，“从我在四方面军了解的情况看，绝大多数同志都是好的，是愿意跟中央保持一致的。只有极少数愿意跟张国焘一条道走到黑。”
“要我看，只要大家明白了张国焘是叛徒，那些原本愿意跟从他的人也很可能会转变过来。”董必武发言道，“大家历尽千辛万苦到了陕北，我们总要给那些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嘛。”
“我同意董老意见。”张浩说道，“但对龙华案中那些向敌人告密、借敌人之手加害自己人的，我们决不能姑息！不能让烈士们死不瞑目！”
“董老和张浩同志的意见我都同意。一定要借这个机会把我们队伍好好整顿一下。”老毛扔掉手中的烟蒂，愤然说道，“我们有些人，把马列主义喊得山响，可肚子里却充满着争权夺利！甚至连一些封建时代的官僚都不如！”
顿了下，老毛又借题发挥道：“前些时候，我曾说过：中国历朝以来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有两条，一条是正当的，另一条是不正当的。如果朝廷里是贤明皇帝，所谓‘明君’，那就会是忠臣当朝，这就是正当的，用人在贤；昏君，必有奸臣当朝，是不正当的，用人在亲，狐群狗党，弄得一塌糊涂。宋朝徽、钦二帝，秦桧在朝，害死岳飞，弄得山河破裂。历来有这两条路线。组织路线，即干部政策，是随着政治路线改变的。我们要讲正派路线，反对历朝的不正当路线。
张国焘的事情我们要吸取教训。但对四中全会以来的错误，我们却要更加警醒。前者是个人历史问题，后者却不但是我们这个党的历史问题，也是关系到当下和今后的重大问题。若对此没有正确的认识和结论，我们今后很可能还会重复错误！”
对照这几年来的惨痛教训，老毛的话引起了众人的共鸣：是应该好好整顿、总结一番了！
有了西北提供的材料，中共开始了对其内部的整顿。这比原本历史上因西路军失败才开始对四方面军整顿早了不少，比38年之后的整顿更是提早了近两年，比历史上有名的延安整风早了5年。此番有了张国焘叛变的证据，中共成立了由张闻天、博古、凯丰、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等人负责的专案组专门审理，对张国焘进行的清算也将更加有力和彻底。
让四方面军的徐向前、陈昌浩加入专案组，张闻天等人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张国焘在四方面军毕竟有很大影响，突然变成了叛徒，恐怕有人会借机挑起四方面军和中央的对立，而让同属于四方面军的徐向前、陈昌浩参与其中则可有效的抵消这个不良影响。
至于因龙华烈士案而引发的对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全面反思、总结，虽然现在还不是全面展开的时候，但也比原本历史上更早开始。当年具体负责特科陈云、康生两人现都在苏联，潘汉年又在上海和南京当局谈判国共合作事宜，周又主动检讨，而张浩、林彪又对何孟雄、林育南等人的被捕和遇害极为关注，中共也就对有关事实的查证投入了相当大的力度。
四中全会以来的结论要由中央全会做出决定，那牵涉到对内、对外的一系列问题，不是中共当下就能解决的。但对由中共内部告密而引发的龙华烈士案，因其牵涉范围小得多，则可现在着手进行。为此，中共成立了由王稼祥、董必武、张浩、罗荣桓等人组成的调查组负责调查。按道理来说，罗荣桓现在是够不上进入这个级别调查组的，但因罗章龙、黄理文在西北，为了调查取证便利，罗荣桓凭与赵振中之间的特殊关系也就被中共选中。
在赵振中等人的推动下，历史开始加速脱离原有轨迹，中共也提早开始了对内部的整顿，并向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的方向迈进。
就现在的西北来说，其对国内外各方势力采取了明显不同的策略：
对于苏联、日本、英国等过去侵略过或现在正侵略中国的列强，西北奉行的是对其坚决打击、决不妥协的政策。用赵振中的话说就是：“事关国家、民族根本利益，决无妥协可能！”
在国外，除了列强是西北现在或将来的敌人外，西北也有兰芳这样的盟友。有扶持兰芳复国这样的关系在，等西北获得出海口后，兰芳也将成为西北抗战和收复领土中的一大助力。当然，这应该是在几年后的事情。
在国内，对于听命于莫斯科的中共，考虑到其将来有摆脱国际、苏联，真正站在中国立场上的可能，加上该党现在执行的政策确实也为国内底层民众考虑，西北对中共奉行的是有克制的“以邻为壑”策略。虽然眼下西北仍拒绝与中共有任何实质性的合作，但却也为将来独立自主的中共保留了合作的可能。
与对中共不同，西北对以老蒋为首的南京当局秉持的是“势不两立”的态度，坚决要将南京当局推翻。
自南京当局成立以来，就对外妥协退让，对内连年内战，惘顾民生，更无视关系到国家安危的重工业。甚至宋子文等人公然奉行“造不如买”的策略，国内所需的工业品大多靠从西方列强引进，把中国变成了西方列强倾销商品的市场。这种做法不但打压了民族工商业，更使得皇亲国戚们大发横财，孔祥熙等人的腰包是翻了番的膨胀。
对于南京当局这种依赖于列强、代表着大买办势力、扎根在中国土壤上的吸血寄生虫，西北方面是坚决要将其打倒的。这同样没有商量余地。
而对于南京当局治下的地方势力，根据其与南京当局关系远近以及地方势力所奉行的政策，西北也对其采取不同态度。
对那些依附于南京当局并以老蒋马首是瞻的地方势力，西北同样要将其打倒。而对阎锡山、刘湘等与老蒋不怎么对付的地方实力派，西北则采取不同的策略。
阎锡山虽然不改其山西土财主的本色，处处算计，甚至还曾有不少野心，但他却能依靠山西自己的力量建设各种工商业，并发展钢铁冶金、军工等关系到国防大事的重工业。哪怕阎锡山是为了自保，可他这些举措却是在增强国家和民族抵抗外侮的实力。
对于阎锡山这样能在几个鸡蛋上跳舞的老滑头，西北在对其展示实力，震慑住其心中对西北的不良念头之外，还要对其提供一定帮助，使其能够感受到与西北合作的好处。这样才能使阎锡山的晋绥系在未来抗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也是赵振中此前同意运到包头的粮食给阎锡山三成的原因。
尽管粮食运输因绥远抗战在10月下旬被迫终止，可运到西北境内的已有31多万吨，而阎锡山也得到了近13万吨，这至少够晋绥军今后两年多的消耗。有了这样大的甜头，阎锡山自然乐意同西北方面合作。
实际上，当在绥远抗战结束，阎锡山在了解了西北提供的装甲汽车所发挥的威力后，就迫不及待地要求西北帮助其按照西北标准训练至少一个师的兵力，并要求为该师装备36辆装甲汽车。在阎锡山看来，老蒋给中央军搞什么德械师，可晋绥军若能变成西北式的军队也不见得会比德械师差。
赵振中经过考虑后同意了阎锡山的要求，但同样提出了西北方面的要求：后套、套内自现在剩余的百多万灾民纳入西北管辖。
后套、套内在35年前原本灾民数量有3百多万，35年底前又迁入了几百万，后来大多跑到西北境内，现在剩余的也就百万左右。后套、套内属于蒙古王公的地盘，现在又有不少人跟德王闹独立，加上水利失修也收不上多少赋税，而阎锡山去年还鼓动南京用灾民坑西北，眼下西北提及套内灾民，心虚之下，阎锡山思量了半天，还是同意了赵振中的要求。
既然双方达成协议，阎锡山便按照西北的要求挑选了3万18到22岁的青年集中到套内接受人民军训练，而西北也着手转移安置后套和套内的灾民，双方之间的关系也就更进一步。
至于四川的刘湘，虽然因在川省内战多年，在内政建设上不如阎锡山多多，可他知道顾念川省灾民，甚至宁可冒着南京当局指斥其“勾结民匪”的罪名，也要向西北转移灾民，给川省千万父老一条活路。仅凭这一点，赵振中就认为刘湘就大有可取之处。况且，在原本历史上，刘湘可是为抗战做了很大贡献。因此，赵振中决定进一步推进西北与四川之间的关系。
在转移川省灾民到西北安置、为川省提供救灾粮食的同时，西北方面还和刘湘的代表张斯可就有关事项进行商洽，以加强彼此间的合作。西北希望能得到更多的人口，特别是青壮，以补充劳力、兵源上的缺口，加快发展；而刘湘则想得到更多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双方基本上是一拍即合。
此外，西北方面还应诺，若将来川军出川抗战，西北愿意为其提供一定数量的武器装备。在原本历史上，川军在抗战中穿着象叫花子、拿着膛线都磨光的老套筒、饿着肚子在和日军拼命。既然赵振中来到这个时代，西北又有了不错的家底，赵振中就决不想让那悲壮而又令人心酸的历史重演！
“这个赵振中胸襟还真不小啊。”得知西北的额外许诺后，刘湘着实感到惊喜。
“要我说，我们还真不如联合西北反老蒋呢。南京就给个名分，其他的什么都没有！还要我们替老蒋打生打死的。可西北运过来的物资却是实打实的。”张斯可撇了撇嘴，“就老蒋那小鸡肚肠，就是有物资也首先顾着他的嫡系，根本不会先考虑我们！”
“两广、西安都和平解决了，日本人又步步紧逼，我们就不要再添乱了。”刘湘怅然叹道，“这么多年我们都在打内战，不能再打下去了。今后应该象西北那样抗击侵略、为国征战了。”
“没人愿意再打内战，可若老蒋仍不肯甘休呢？甫澄难道要坐以待毙？至少也要有自保之道，为川省谋条后路才是。”张斯可劝道，“西北那边有世界一流的医疗设备，他们还请你去治病呢。甫澄不妨找个机会去西北那边和赵振中好好谈谈。”
原本历史上，刘湘在38年就去世，享年才50岁。他的去世不但使川省群龙无首，便利了老蒋控制全川，也给历史留下了个谜团，不少人怀疑他是因暗中与宋哲元、韩复榘密谋反蒋而遭黑手。西北既然拥有了一流的医疗设备，又有周安舒、李云兰这样的医学高手，赵振中也希望西北能为刘湘尽点力，想法让他多活上几年。
“他们倒是有心。就恐怕我一身俗务难得空闲啊。”
“川省事务尽可托付给邓鸣阶，出不了问题。”张斯可进言道，“只要甫澄有心，我就有办法让你悄悄去西北。”
邓鸣阶就是邓汉祥，曾先后辅佐过黎元洪、段祺瑞，推拒了老蒋的拉拢却为刘湘的诚意所打动。自辅佐刘湘以来，便深受倚重，36年8月份刘湘因胃病不能办公，便是由邓汉祥代理川省政务。期间对成都事件的拿捏颇见火候，连老蒋都无法借机对刘湘如何。
刘湘想想把事务托付给邓汉祥确实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再说，老蒋设立重庆行营以来步步紧逼，还曾想借成都事件换掉自己，自己虽然不愿意再打内战，可确实也不甘坐以待毙。思量之后，刘湘便心有所动，问张斯可道：“找机会去倒可以，不过，你确信西北不会留难我们？”
“甫澄你是关心则乱。”张斯可笑道，“真要留下你，那除了给老蒋控制川省提供便利、增加南京抨击西北的口实外，西北可半点好处都没有。放心吧，西北那帮人虽然年轻，可气魄不小，不会做这等宵小行径的！”
刘湘想想也是，便自失地笑了笑，说道：“是我想多了。那好，一切就由斯可安排！”
刘湘这边准备去西北，而那边阎锡山却已到了兰州。
在老蒋抽调山西境内中央军过河解决陕西张、杨两部，各方势力把注意力集中到西安的时候，阎锡山却趁晋省境内各方耳目大为削减的时候，与贾景德一起悄悄开始了西北之行。
37年1月9日，小寒刚过不久，西北、华北在连续几场降雪后已是银妆素裹，阎锡山对外声称感染风寒闭门谢客，暗中却沿同蒲路进入保德。并在郑建涛等人的陪同下趁雪后天晴由榆林飞到兰州。
其实，按照赵振中意思，是想双方在保德会谈的。不过，阎锡山通过与西北一年多来的交往，在得了西北不少好处的同时也增强了对西北的信任。加上因在绥远抗战中见识了西北提供的装甲汽车的威力，阎锡山急于一窥西北实力究竟，以便确定今后晋绥与西北之间的关系。于是他便通过贾景德与西北沟通，确定了这次西北之行。
眼下日本人在华北的动静越来越大，老蒋那边却忙于在两广、西安等地救火，无力顾及到华北，阎锡山便想与西北搞好关系，将来在应对日本人时也好多个帮手。
一年多前，阎锡山一直以为自己十几万的晋绥军即便进取不足也应该自保有余，可先被人民军占了晋西北，后又被中共过河抢了几个月，对比之下，他才明白晋绥军根本就不够看！
人民军连苏联装备飞机、坦克的精锐都给干掉了，晋绥军比不过也算正常。可中共总共不到两万人马，还是万里跋涉之后什么都缺的疲惫之师，竟然过河之后让山西境内近10万晋绥军疲于奔命、处处挨打！如果是装备着飞机、坦克、大炮的日军精锐进攻晋绥呢？阎锡山实在不敢想那会是个什么结局！
抵达兰州后已是傍晚时分，赵振中便设宴招待阎锡山一行，并约定第二天商讨有关问题。
阎锡山此番见到赵振中还是颇为感慨的，谁能想到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竟白手起家，不但创办实业，还创办了人民军和民众党，更占据了西半个中国！
此时的人民军控制区域包括晋、陕、甘、宁、青、新、藏、蒙等省区，总面积约500万平方公里，说是占据半个中国并不夸张。但让赵振中忧心的是，这么大的区域，人口却太少了，就是加上到明年春夏能从川省移来的千万多灾民，西北总人口也不过3000万出头，平均人口密度约为6人平方公里。在交通状况一两年难以彻底改观的情况下，新疆、蒙西、西藏等边境省区，人口数量和密度还会更少，这是不利于边防巩固的。能让赵振中感到安慰的就是西班牙内战正愈趋激烈，老毛子现在无暇他顾，而人民军总兵力在36年年底前已经达到了53万多，应付未来一两年内的战况应可保无虞。
1月10日，阎锡山开始与赵振中正式商讨有关问题，首先谈到的就是日军在华北的动作以及山西可能遭受的危险。
“阎公，恕我直言，日本在增兵东北、平津后，其进攻态势日见明显。若日军一旦全面发动，他们是决不会放过表里山河的山西的。”赵振中分析道，“平津一带，可通过铁路、海路连接关外和朝鲜，兵力和物资运输便捷，日本若全面发动，平津将首当其冲。接下来，日军无论是沿平绥线西进，还是沿平汉、津浦两线南下，都不会放过山西。
沿平绥线西进要经过山西大同等地，日军自然要与山西大战。而从平汉、津浦两线南下，除了当面之敌外，日军首先要解决的是来自正太路方向的侧翼威胁。何况，山西境内煤、铁、盐等资源丰富，铁路、公路交通便捷，工商业又远比冀、豫等地发达，正是日军以战养战的首选。”
赵振中的这番话说得阎锡山心惊肉跳。阎锡山虽然精于算计，真正花在军事上的精力并不多，可这多年的积累下的眼光和见识却不是虚的，知道赵振中所说不假，并非危言耸听。
“这多年的辛苦建设竟成了招贼人惦记的惹祸根苗，这是何苦来哉？”阎锡山摇头苦笑，“振中，现下晋西北可在你手中，都说亲帮亲、邻帮邻，晋省危难你总要伸把手才好。再说，日本人真进了山西也对你们不利不是？”
此时的阎锡山哪有半点地方大员的影子？那愁苦、忧急的模样，分明是一个知道自己被贼人惦记上、正急得团团转的土老财！
尽管此行没有达到预期的与西北缓和乃至合作的目的，但能得到西北方面恪守现有边界的承诺、弄清楚阻碍双方关系发展的关键所在，张浩等人也算是此行不虚。何况，西北还提供了对中共来说至关重要的材料、紧缺的食盐，以及可到西北治病的许诺，双方的关系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小步。而有了这一小步，今后时机成熟，那就可以再向前迈进一大步！
不过，张浩等人也清楚，在中共高层大多仍奉国际、苏联为圣明的情况下，中共要想摆脱外来影响，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绝非易事。
张浩回国的时间并不长，可他却不是那种书生式的国际派。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了解和认识，张浩认为老毛以往的道路是对的。这也是他为何坚定地站在陕北一边压制并催逼张国焘北上的一大原因。可张浩也清楚，即便他曾是国际代表，可一旦在中共内部公然提出摆脱国际、苏联的影响，也肯定会被视为异端，并将很快地被打倒在地！[bsp; 眼下虽说中共三大主力会师于陕北，力量壮大不少，可内部的思想认识却没有统一，对历史问题和今后的发展道路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激烈争论，对国际和苏联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盲目迷信，在这样的情况下贸然提出摆脱国际和苏联的影响肯定是行不通的。甚至可能由此激化党内矛盾，造成极为恶劣的后果。在张浩看来，至少未来几年内看不到中共摆脱国际和苏联的影响，实现真正独立自主的可能，除非国内外形势有了新的重大变化。
26日下午，张浩一行携带着西北提供的材料和赵振中借口“生日礼物”以个人名义赠送给老毛的12箱香烟，回到了中共在陕北的驻地。至于那80吨食盐，将在随后由中共派人到肤施装运。
张浩一行回来后，首先找到张闻天处，并将老毛、朱德，以及刚从西安那边返回的周恩来召集到一起，向他们通报有关情况。
见到那12箱香烟，又听说赵振中对老毛称赞有加，张闻天打趣道：“没想到老毛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大名都传到西北了。这个赵振中对你的评价可很高啊。”
“没有老蒋实在啊。”老毛则笑道，“蒋某人对我的悬赏可是十万大洋，这价码可比12箱香烟高多了！不过赵振中能给我送烟，这可真出乎意料。这下烟瘾大的同志们可又有精神食粮了。”
几人说笑了一阵。
当张浩几人拿出从西北带回的材料，分发给张闻天、老毛、朱德等人传阅，并说明材料的来源以及可信度后，原本的轻松气氛一扫而空，屋子里沉闷的令人压抑。
那些照片上的内容分别是24年、27年北京警察厅记录的对张国焘、李大钊两人审讯的记录。其中，张国焘不但供出了南方和北方的中共组织，还供出了李大钊、张昆弟等人。在北洋京师警察厅1924年6月11日下达的“京师警察厅1924年第151号”逮捕李大钊的密令中明确说道：“据张犯国焘提训明确，伊等以私组工党为名，实行共产主义，南方首领为陈独秀，北方则以李大钊为首，伊与张昆弟为辅助者。”这就坐实了张国焘叛变投敌的罪行！
而照片中被警察厅标注为“李大钊供词全份”的内容，则向众人揭示了中共创始人李大钊的另一面。李大钊首先是国际党员，其后才参与中共创立、成为中共党员，或许这也是为何当初陈独秀等人反对加入国际而未能实现的一个缘故吧。当然，有关供词内容也颠覆了李大钊原本在老毛等人心目中的形象。
照片上的内容虽然极为惊人，可除了涉及到张国焘外，因已是十年前的内容，对中共眼下影响不大。但罗章龙、黄理文两人亲笔所写的材料却向众人揭露了六届四中全会上的斗争以及“非常委员会”的来龙去脉、龙华烈士被害的幕后黑手。这些已经涉及到中共此前几年的一系列错误。特别是还关系到张闻天、周恩来两人。
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和选举已明显违背了中共的有关章程。若是违背规则选出的机构无效，那张闻天在会后不久出任宣传部部长的任命也是有问题的。
而“非常委员会”虽然方式过于激烈，有分裂中共嫌疑，可何孟雄、罗章龙、林育南等人却是站在“中国”党的立场上，反对米夫对中共内部事务进行错误干涉。从这一点看，何、罗、林是初衷不错，方式欠妥而已。不过，无论如何中共也不应该以出卖自己同志的方式、借助敌人之手来清除内部持反对意见者！在何、罗、林等人被捕后，得到的不是组织的营救和关照，而是被开除党籍！这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与张闻天只是擦边球不同，周则从始至终经历了六届四中全会，并参与了对“非常委员会”的打压。当然，没有明确证据证明周是告密者，周也不可能是告密者。可当时特科归周领导，具体负责的陈、康、潘也直接听从周的指令，若特科参与告密一案，周的领导责任是难以推卸的。而从南、北两地涉及“非委”的中共人士大批被捕的情况看，告密者不但清楚中共内部派系、人员情况，更对有关人员的行动了如指掌。这其中要说没有特科的参与，是做不到的。
看完有关材料之后，张、毛、朱、周等人极为震惊，神色严峻，张浩则神情悲愤。
震惊之后，张闻天神色肃然地说道：“这些内容在中央没有查证并做出决议之前，决不能向其他任何人透露！我们在场每个人都要以自己的党性做出保证！另外，民众党怎么会有心整理与我党有关的材料？”
“赵振中说了，西北因和苏联不对付，就想从当年张作霖自苏联大使馆查抄到的资料中找到可用来攻击苏联的内容。因李守常等人当初是在大使馆中被抓到的，也就顺带找有关他的材料。不料却发现了此前北京警察厅下发的对李的逮捕密令，也就牵扯出张国焘。”董必武叹息道，“虽然出人意料，可也说得通。至于龙华一案，却是因罗章龙夏天到西北后就被看押起来，黄理文也因此被西北想法保释出狱。当然，材料的真假，我们自己也可以查证。”
西北与苏联之间的对立已众所周知，通过当年旧事抨击苏联也说得过去。而龙华一案也并非西北特意查证，不过是因人牵扯而已。这样看来，西北并非有意针对中共。这让张闻天等人放心不小。其实，仔细想想也会明白，若西北有心针对中共，把这些材料广为散发、传播，那势必会引起中共内乱不可。
此外，西北方面提供的这些材料虽然查证起来有不少困难，但也只是多费些功夫罢了，并非不能查，真实性上应该问题不大。
“原来只以为他张国焘有野心，却没想到他口称革命，原来竟是个叛徒！”曾与四方面军一起行动，却形同被软禁的朱德忿然作色。
“对于我自四中全会以来的言行，我愿意接受组织的审查。”事情牵涉到四中全会以及其后对“非委”的打击，特别是其中很可能涉及到特科人员，周做出这样的表态也不难理解。
“四中全会、‘非委’、龙华烈士案，牵涉太广，查是肯定要查的，但不能急于一时。”老毛用力地吸了两口烟，看了看众人后又道，“眼下，我们首先要确定好如何解决张国焘的问题，以及如何正确对待四方面军同志的问题。这两个问题解决不好，我们可会出大乱子的。我的意见是：张国焘的历史问题属于其个人问题，与四方面军广大同志无关。当然，我们也要尽快肃清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中的不良影响，维护中央权威！”
“老毛的意见我赞同！”朱德也表明态度，“从我在四方面军了解的情况看，绝大多数同志都是好的，是愿意跟中央保持一致的。只有极少数愿意跟张国焘一条道走到黑。”
“要我看，只要大家明白了张国焘是叛徒，那些原本愿意跟从他的人也很可能会转变过来。”董必武发言道，“大家历尽千辛万苦到了陕北，我们总要给那些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嘛。”
“我同意董老意见。”张浩说道，“但对龙华案中那些向敌人告密、借敌人之手加害自己人的，我们决不能姑息！不能让烈士们死不瞑目！”
“董老和张浩同志的意见我都同意。一定要借这个机会把我们队伍好好整顿一下。”老毛扔掉手中的烟蒂，愤然说道，“我们有些人，把马列主义喊得山响，可肚子里却充满着争权夺利！甚至连一些封建时代的官僚都不如！”
顿了下，老毛又借题发挥道：“前些时候，我曾说过：中国历朝以来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有两条，一条是正当的，另一条是不正当的。如果朝廷里是贤明皇帝，所谓‘明君’，那就会是忠臣当朝，这就是正当的，用人在贤；昏君，必有奸臣当朝，是不正当的，用人在亲，狐群狗党，弄得一塌糊涂。宋朝徽、钦二帝，秦桧在朝，害死岳飞，弄得山河破裂。历来有这两条路线。组织路线，即干部政策，是随着政治路线改变的。我们要讲正派路线，反对历朝的不正当路线。
张国焘的事情我们要吸取教训。但对四中全会以来的错误，我们却要更加警醒。前者是个人历史问题，后者却不但是我们这个党的历史问题，也是关系到当下和今后的重大问题。若对此没有正确的认识和结论，我们今后很可能还会重复错误！”
对照这几年来的惨痛教训，老毛的话引起了众人的共鸣：是应该好好整顿、总结一番了！
有了西北提供的材料，中共开始了对其内部的整顿。这比原本历史上因西路军失败才开始对四方面军整顿早了不少，比38年之后的整顿更是提早了近两年，比历史上有名的延安整风早了5年。此番有了张国焘叛变的证据，中共成立了由张闻天、博古、凯丰、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等人负责的专案组专门审理，对张国焘进行的清算也将更加有力和彻底。
让四方面军的徐向前、陈昌浩加入专案组，张闻天等人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张国焘在四方面军毕竟有很大影响，突然变成了叛徒，恐怕有人会借机挑起四方面军和中央的对立，而让同属于四方面军的徐向前、陈昌浩参与其中则可有效的抵消这个不良影响。
至于因龙华烈士案而引发的对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全面反思、总结，虽然现在还不是全面展开的时候，但也比原本历史上更早开始。当年具体负责特科陈云、康生两人现都在苏联，潘汉年又在上海和南京当局谈判国共合作事宜，周又主动检讨，而张浩、林彪又对何孟雄、林育南等人的被捕和遇害极为关注，中共也就对有关事实的查证投入了相当大的力度。
四中全会以来的结论要由中央全会做出决定，那牵涉到对内、对外的一系列问题，不是中共当下就能解决的。但对由中共内部告密而引发的龙华烈士案，因其牵涉范围小得多，则可现在着手进行。为此，中共成立了由王稼祥、董必武、张浩、罗荣桓等人组成的调查组负责调查。按道理来说，罗荣桓现在是够不上进入这个级别调查组的，但因罗章龙、黄理文在西北，为了调查取证便利，罗荣桓凭与赵振中之间的特殊关系也就被中共选中。
在赵振中等人的推动下，历史开始加速脱离原有轨迹，中共也提早开始了对内部的整顿，并向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的方向迈进。
就现在的西北来说，其对国内外各方势力采取了明显不同的策略：
对于苏联、日本、英国等过去侵略过或现在正侵略中国的列强，西北奉行的是对其坚决打击、决不妥协的政策。用赵振中的话说就是：“事关国家、民族根本利益，决无妥协可能！”
在国外，除了列强是西北现在或将来的敌人外，西北也有兰芳这样的盟友。有扶持兰芳复国这样的关系在，等西北获得出海口后，兰芳也将成为西北抗战和收复领土中的一大助力。当然，这应该是在几年后的事情。
在国内，对于听命于莫斯科的中共，考虑到其将来有摆脱国际、苏联，真正站在中国立场上的可能，加上该党现在执行的政策确实也为国内底层民众考虑，西北对中共奉行的是有克制的“以邻为壑”策略。虽然眼下西北仍拒绝与中共有任何实质性的合作，但却也为将来独立自主的中共保留了合作的可能。
与对中共不同，西北对以老蒋为首的南京当局秉持的是“势不两立”的态度，坚决要将南京当局推翻。
自南京当局成立以来，就对外妥协退让，对内连年内战，惘顾民生，更无视关系到国家安危的重工业。甚至宋子文等人公然奉行“造不如买”的策略，国内所需的工业品大多靠从西方列强引进，把中国变成了西方列强倾销商品的市场。这种做法不但打压了民族工商业，更使得皇亲国戚们大发横财，孔祥熙等人的腰包是翻了番的膨胀。
对于南京当局这种依赖于列强、代表着大买办势力、扎根在中国土壤上的吸血寄生虫，西北方面是坚决要将其打倒的。这同样没有商量余地。
而对于南京当局治下的地方势力，根据其与南京当局关系远近以及地方势力所奉行的政策，西北也对其采取不同态度。
对那些依附于南京当局并以老蒋马首是瞻的地方势力，西北同样要将其打倒。而对阎锡山、刘湘等与老蒋不怎么对付的地方实力派，西北则采取不同的策略。
阎锡山虽然不改其山西土财主的本色，处处算计，甚至还曾有不少野心，但他却能依靠山西自己的力量建设各种工商业，并发展钢铁冶金、军工等关系到国防大事的重工业。哪怕阎锡山是为了自保，可他这些举措却是在增强国家和民族抵抗外侮的实力。
对于阎锡山这样能在几个鸡蛋上跳舞的老滑头，西北在对其展示实力，震慑住其心中对西北的不良念头之外，还要对其提供一定帮助，使其能够感受到与西北合作的好处。这样才能使阎锡山的晋绥系在未来抗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也是赵振中此前同意运到包头的粮食给阎锡山三成的原因。
尽管粮食运输因绥远抗战在10月下旬被迫终止，可运到西北境内的已有31多万吨，而阎锡山也得到了近13万吨，这至少够晋绥军今后两年多的消耗。有了这样大的甜头，阎锡山自然乐意同西北方面合作。
实际上，当在绥远抗战结束，阎锡山在了解了西北提供的装甲汽车所发挥的威力后，就迫不及待地要求西北帮助其按照西北标准训练至少一个师的兵力，并要求为该师装备36辆装甲汽车。在阎锡山看来，老蒋给中央军搞什么德械师，可晋绥军若能变成西北式的军队也不见得会比德械师差。
赵振中经过考虑后同意了阎锡山的要求，但同样提出了西北方面的要求：后套、套内自现在剩余的百多万灾民纳入西北管辖。
后套、套内在35年前原本灾民数量有3百多万，35年底前又迁入了几百万，后来大多跑到西北境内，现在剩余的也就百万左右。后套、套内属于蒙古王公的地盘，现在又有不少人跟德王闹独立，加上水利失修也收不上多少赋税，而阎锡山去年还鼓动南京用灾民坑西北，眼下西北提及套内灾民，心虚之下，阎锡山思量了半天，还是同意了赵振中的要求。
既然双方达成协议，阎锡山便按照西北的要求挑选了3万18到22岁的青年集中到套内接受人民军训练，而西北也着手转移安置后套和套内的灾民，双方之间的关系也就更进一步。
至于四川的刘湘，虽然因在川省内战多年，在内政建设上不如阎锡山多多，可他知道顾念川省灾民，甚至宁可冒着南京当局指斥其“勾结民匪”的罪名，也要向西北转移灾民，给川省千万父老一条活路。仅凭这一点，赵振中就认为刘湘就大有可取之处。况且，在原本历史上，刘湘可是为抗战做了很大贡献。因此，赵振中决定进一步推进西北与四川之间的关系。
在转移川省灾民到西北安置、为川省提供救灾粮食的同时，西北方面还和刘湘的代表张斯可就有关事项进行商洽，以加强彼此间的合作。西北希望能得到更多的人口，特别是青壮，以补充劳力、兵源上的缺口，加快发展；而刘湘则想得到更多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双方基本上是一拍即合。
此外，西北方面还应诺，若将来川军出川抗战，西北愿意为其提供一定数量的武器装备。在原本历史上，川军在抗战中穿着象叫花子、拿着膛线都磨光的老套筒、饿着肚子在和日军拼命。既然赵振中来到这个时代，西北又有了不错的家底，赵振中就决不想让那悲壮而又令人心酸的历史重演！
“这个赵振中胸襟还真不小啊。”得知西北的额外许诺后，刘湘着实感到惊喜。
“要我说，我们还真不如联合西北反老蒋呢。南京就给个名分，其他的什么都没有！还要我们替老蒋打生打死的。可西北运过来的物资却是实打实的。”张斯可撇了撇嘴，“就老蒋那小鸡肚肠，就是有物资也首先顾着他的嫡系，根本不会先考虑我们！”
“两广、西安都和平解决了，日本人又步步紧逼，我们就不要再添乱了。”刘湘怅然叹道，“这么多年我们都在打内战，不能再打下去了。今后应该象西北那样抗击侵略、为国征战了。”
“没人愿意再打内战，可若老蒋仍不肯甘休呢？甫澄难道要坐以待毙？至少也要有自保之道，为川省谋条后路才是。”张斯可劝道，“西北那边有世界一流的医疗设备，他们还请你去治病呢。甫澄不妨找个机会去西北那边和赵振中好好谈谈。”
原本历史上，刘湘在38年就去世，享年才50岁。他的去世不但使川省群龙无首，便利了老蒋控制全川，也给历史留下了个谜团，不少人怀疑他是因暗中与宋哲元、韩复榘密谋反蒋而遭黑手。西北既然拥有了一流的医疗设备，又有周安舒、李云兰这样的医学高手，赵振中也希望西北能为刘湘尽点力，想法让他多活上几年。
“他们倒是有心。就恐怕我一身俗务难得空闲啊。”
“川省事务尽可托付给邓鸣阶，出不了问题。”张斯可进言道，“只要甫澄有心，我就有办法让你悄悄去西北。”
邓鸣阶就是邓汉祥，曾先后辅佐过黎元洪、段祺瑞，推拒了老蒋的拉拢却为刘湘的诚意所打动。自辅佐刘湘以来，便深受倚重，36年8月份刘湘因胃病不能办公，便是由邓汉祥代理川省政务。期间对成都事件的拿捏颇见火候，连老蒋都无法借机对刘湘如何。
刘湘想想把事务托付给邓汉祥确实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再说，老蒋设立重庆行营以来步步紧逼，还曾想借成都事件换掉自己，自己虽然不愿意再打内战，可确实也不甘坐以待毙。思量之后，刘湘便心有所动，问张斯可道：“找机会去倒可以，不过，你确信西北不会留难我们？”
“甫澄你是关心则乱。”张斯可笑道，“真要留下你，那除了给老蒋控制川省提供便利、增加南京抨击西北的口实外，西北可半点好处都没有。放心吧，西北那帮人虽然年轻，可气魄不小，不会做这等宵小行径的！”
刘湘想想也是，便自失地笑了笑，说道：“是我想多了。那好，一切就由斯可安排！”
刘湘这边准备去西北，而那边阎锡山却已到了兰州。
在老蒋抽调山西境内中央军过河解决陕西张、杨两部，各方势力把注意力集中到西安的时候，阎锡山却趁晋省境内各方耳目大为削减的时候，与贾景德一起悄悄开始了西北之行。
37年1月9日，小寒刚过不久，西北、华北在连续几场降雪后已是银妆素裹，阎锡山对外声称感染风寒闭门谢客，暗中却沿同蒲路进入保德。并在郑建涛等人的陪同下趁雪后天晴由榆林飞到兰州。
其实，按照赵振中意思，是想双方在保德会谈的。不过，阎锡山通过与西北一年多来的交往，在得了西北不少好处的同时也增强了对西北的信任。加上因在绥远抗战中见识了西北提供的装甲汽车的威力，阎锡山急于一窥西北实力究竟，以便确定今后晋绥与西北之间的关系。于是他便通过贾景德与西北沟通，确定了这次西北之行。
眼下日本人在华北的动静越来越大，老蒋那边却忙于在两广、西安等地救火，无力顾及到华北，阎锡山便想与西北搞好关系，将来在应对日本人时也好多个帮手。
一年多前，阎锡山一直以为自己十几万的晋绥军即便进取不足也应该自保有余，可先被人民军占了晋西北，后又被中共过河抢了几个月，对比之下，他才明白晋绥军根本就不够看！
人民军连苏联装备飞机、坦克的精锐都给干掉了，晋绥军比不过也算正常。可中共总共不到两万人马，还是万里跋涉之后什么都缺的疲惫之师，竟然过河之后让山西境内近10万晋绥军疲于奔命、处处挨打！如果是装备着飞机、坦克、大炮的日军精锐进攻晋绥呢？阎锡山实在不敢想那会是个什么结局！
抵达兰州后已是傍晚时分，赵振中便设宴招待阎锡山一行，并约定第二天商讨有关问题。
阎锡山此番见到赵振中还是颇为感慨的，谁能想到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竟白手起家，不但创办实业，还创办了人民军和民众党，更占据了西半个中国！
此时的人民军控制区域包括晋、陕、甘、宁、青、新、藏、蒙等省区，总面积约500万平方公里，说是占据半个中国并不夸张。但让赵振中忧心的是，这么大的区域，人口却太少了，就是加上到明年春夏能从川省移来的千万多灾民，西北总人口也不过3000万出头，平均人口密度约为6人平方公里。在交通状况一两年难以彻底改观的情况下，新疆、蒙西、西藏等边境省区，人口数量和密度还会更少，这是不利于边防巩固的。能让赵振中感到安慰的就是西班牙内战正愈趋激烈，老毛子现在无暇他顾，而人民军总兵力在36年年底前已经达到了53万多，应付未来一两年内的战况应可保无虞。
1月10日，阎锡山开始与赵振中正式商讨有关问题，首先谈到的就是日军在华北的动作以及山西可能遭受的危险。
“阎公，恕我直言，日本在增兵东北、平津后，其进攻态势日见明显。若日军一旦全面发动，他们是决不会放过表里山河的山西的。”赵振中分析道，“平津一带，可通过铁路、海路连接关外和朝鲜，兵力和物资运输便捷，日本若全面发动，平津将首当其冲。接下来，日军无论是沿平绥线西进，还是沿平汉、津浦两线南下，都不会放过山西。
沿平绥线西进要经过山西大同等地，日军自然要与山西大战。而从平汉、津浦两线南下，除了当面之敌外，日军首先要解决的是来自正太路方向的侧翼威胁。何况，山西境内煤、铁、盐等资源丰富，铁路、公路交通便捷，工商业又远比冀、豫等地发达，正是日军以战养战的首选。”
赵振中的这番话说得阎锡山心惊肉跳。阎锡山虽然精于算计，真正花在军事上的精力并不多，可这多年的积累下的眼光和见识却不是虚的，知道赵振中所说不假，并非危言耸听。
“这多年的辛苦建设竟成了招贼人惦记的惹祸根苗，这是何苦来哉？”阎锡山摇头苦笑，“振中，现下晋西北可在你手中，都说亲帮亲、邻帮邻，晋省危难你总要伸把手才好。再说，日本人真进了山西也对你们不利不是？”
此时的阎锡山哪有半点地方大员的影子？那愁苦、忧急的模样，分明是一个知道自己被贼人惦记上、正急得团团转的土老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