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大风起兮(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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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大风起兮（四）
一直以来，外界知道沂蒙护卫军，知道西北人民政府和人民军，也知道沂蒙和西北有意公布在外的几个主要人物的名字，但这其中却不包括赵振中，也不包括周安舒、周明远等从美国留学回国人员。
就沂蒙根据地而言，护卫军在外人眼中就是一股不服王化、划地而守的山大王。而且通过先后击败张宗昌、北伐军、杨虎城部、韩复榘与马鸿逵联军等战例，护卫军的难惹已众所周知。既然对方愿意呆在山里做大王，主政山东的韩复榘也不想损人不利己找对方麻烦、让南京老蒋趁心如意。官府和匪徒竟然能和平共处，这听上去有些荒唐，但却是当时军阀遍地、派系林立且各为自家实力考虑的真实写照。
在真实历史上，中共到陕北后，狠揍了张、杨一通后，张、杨竟然在36年上半年就与中共达成停火协议，甚至中共还在西安派驻了代表，张、杨更给中共以物资上的帮扶。与这相比，护卫军和韩复榘当局的和平共处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
就西北而言，人民军发展迅速、战力强悍，国人对其来历自然免不了诸多猜测。由于人民军在西北是从宁夏、陇东、陇中等地起家的，与晋西北华美工业基地距离遥远不说，还隔着黄河天险，加上35年前人民军用的装备又多为德式，也没人会将有着几千老外在内工作的华美基地和人民军联系起来。当然，也就牵扯不到主持华美的赵振中。
在34年夏天，陕北东部和晋西北仍属于南京当局治下的时候，赵振中却声称要去南洋，离开华美进入西北根据地。而在西北，由于有化名田云逸的李云天等人在兰州主持政府工作，赵振中就一直隐身于海原人民军总部所在地，主持党务、军队工作，并对政府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
由此种种，外界不清楚赵振中为护卫军、人民军幕后大老板的事实也就不奇怪。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在公众人物没有袒露出其真实面目之前，民众知道的也只是当局能让民众知道的。就如同后世坐在主席台上衣冠楚楚、侃侃而谈的要人们，在剥去其华丽外衣之前，没有多少人会知道其是倾国乱法的根源，“根子就在前三排”可不是无缘故的夸大。
在后世，曾经有这样一位权倾朝野的大人物，他曾这样豪言：“改革绝对是痛苦的，改革也一定要付出代价”这位大人物演技超群，总以煽情掩盖是非，还寄言历史会为他正名。这位大人物的老婆酷爱顶级珠宝翡翠，一身行头千万，他的儿子、女婿借他谋私，社会观感极差。在没有剥去这位大人物的华丽外衣之前，他也曾被冠以“道德”、“良心”之类的称呼。
不过，大家可别想歪了，这里所说的“要人”，是台湾的“阿扁”，可与大陆无关。
书归正传。
赵振中能隐瞒真实身份至今，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和西北、沂蒙根据地的防范措施以及当时国内各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形势有关。
在34年的时候，沂蒙、西北两个根据地都开始实行身份证管理，16岁以上男女必须办理身份证。这个身份证并非后世那种卡片式的，而象护照，是一小本子。里面登记着持证人的年龄、住址等个人状况，有彩照并加盖钢印。在持证人离开居住地的乡镇或县外出时，必须要到管理部门加盖注记，而在进入居住地以外的乡镇或县时，也同样要加盖注记。若是没有身份证或是有证但往来时没有登记，那就等着被查三代吧。
原本历史上，彩色胶卷是柯达公司于35年发明的。当时的胶卷，感光颗粒还是有些大，照片显色有些失真，加上相纸粗糙，也就与后世的彩照相差较远。
在这个时代，因赵振中29年去美国时就特意关照过周恬、周昊，要他们跟踪柯达的研究，并发展自己的胶卷、摄影器材产业，经过几年努力，华美公司在32年就于实验室里捣鼓出了彩色胶卷，并将相关设备和研究成果转移到了国内。到34年的时候，沂蒙、西北生产的胶卷、相纸，在质量上已处于这个时代的顶尖水平。
有了彩色胶卷和摄影器材，加上已实行几年的以村为单位的治安联防和户口登记制度，在沂蒙、西北建立完备的身份证管理制度就水到渠成了。
这种严格登记管理的身份证制度，虽然增加了安全部门的工作量，但却极为有效。毕竟，35年的时候，柯达彩色胶卷刚刚面世，国内其他地方可是连彩照都没见过。
严格管理之外，国内各方势力能力不足也是沂蒙、西北能保住核心机密的另一原因。
作为后世军统前身的力行社及力行社下层机构复兴社，分别成立于32年3月和33年3月，要想让该组织跨越时空管到32年之前的事那是不可能的。该社成立之后，就把注意力放到关系党国生死存亡的中共和华北日军身上。加上初创阶段，力行社或复兴社并没有精力关注贫瘠、落后又地处偏远的西北。
而老蒋为了制衡贺衷寒，又在33年7月扶持康泽在力行社内自成一派，打开了力行社及复兴社内部派系争斗的阀门。
34年6月，“南昌大火案”发生，因为cc系、政学系的联手陷害，力行社干将邓文仪被免去老蒋侍从秘书职务，力行社外围组织“中国文化学会”被解散。此举标志着力行社的极盛而衰。也就是说，在成立后短短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力行社就走上了下坡路而在34年8月前，后来在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戴老板，手下不过才145人，戴老板本人还是无足轻重的小角色，根本谈不上对沂蒙、西北如何。
实际上，力行社及其下属机构，虽然在配合老蒋围剿中共根据地上出了不少力，但这个时候的力行社在渗透方面能力实在不怎样。何梅协定的时候，日本方面就专门要求，中方要把蓝衣社撤离华北。这看上去似乎别称“蓝衣社”的力行社能力不小，已引起日本方面的关注，但实际上，让敌对方面如此关注，已表明力行社在隐秘工作这一方面极为失败。
不光是华北方面表现不佳，35年11月汪兆铭遇刺，又有力行社中人牵涉其中。“敌对分子”陈光国已混入了力行社，并出任力行社助理书记；他参与了刺杀汪兆铭的密谋，并通过“《司令塔》事件”，试图制造老蒋主使刺杀汪精卫的假象，离间蒋汪关系以分裂国民党。甚至还有迹象表明，力行社书记酆悌牵涉其中。案发后，老蒋免去了酆悌职务。
老蒋干预、制衡力行社的举动，终于有了出乎其意料的收获。凭借自己的权谋，老蒋竟生生将一把利刃磨钝，把一副好牌给打成了相公
在原本历史上，36年的西安事变在爆发前已有征兆，但力行社派在西安的各色探子竟没有警觉甚至事变发生后，力行社的首脑们竟力主武力讨伐，意图致老蒋于死地。而戴老板则因陪同宋美龄去西安“赴难”，这才得到老蒋的重视，并在其后超拔使用。
南京当局如此，中共更是不堪。35年之前，多个省组织被破获，甚至中央都被撵得到处跑的中共根本就无力对沂蒙、西北采取什么动作。
从33年7月到36年5月，因韩复榘当局的打压，中共在山东连省委组织都无法建立，加上沂蒙防范严密，就更不可能对沂蒙如何了。
而西北方面，宁夏、甘肃在被人民军掌握后，首先做的就是肃清境内各色势力。而当时陕西境内的中共，在“迎接新的**高潮”的思想指引下，又谋求向南发展，同杨虎城部硬碰，甚至一度连存身之地都没了，同样无力对人民军有何动作。
赵振中现在准备逐步对外公开自己的身份也是经过认真考虑的。
在人民军发起新、蒙战役之前，外界大多猜测人民军是得到苏联或英国扶持的势力。毕竟，苏联可通过新疆、蒙古影响到甘肃、宁夏；而英国则可通过印度，经新疆或西藏影响到人民军。但当新、蒙战役发起后，特别是人民军关闭了苏联、英国驻新疆领事馆并扣押两国外交人员和侨民后，外界才明白人民军与两国不搭界。如此一来，外界的猜测可就多了，并渐渐有向真相靠近的趋势。
在36年4月，日本已公开宣称要增兵平津，这势必会对由天津到保德的物资运输造成严重影响。不过，西北现在各方面已完全可以自立，外来输入的原材料也只是作为补充，即便天津—保德间的运输被完全断绝也无损于将来的发展。
一个白手起家的商人，和海外华人联系上，凭借美国公司为掩护，在西北数省武装对抗中央，并割据自守。这样的事实若过早暴露出来，外界对赵振中、民众党、西北政府和人民军的指责是肯定少不了的。
而现在，人民军取得了抗击苏联入侵的胜利，又收复了蒙古西部大片领土，国内民众对西北基本上只有赞誉。在这种情况下，赵振中选择适当的机会主动透露自己的身份、有选择的公开民众党相关情况，并不会招致各方的非难。
4月11日，赵振中在海原见到几位“陈先生”后就是一呆，和众人打过招呼后，他便朝当中一人道：“陈先生，怎么您老也来了？”
“怎么？不欢迎？”来人笑问道。
“当然欢迎”赵振中连忙解释道，“只是没想到而已。毕竟，现在南洋那边可离不了您”
赵振中实在没想到，在致公党于南洋建国前的关口，陈炯明竟然化装到了西北而随同陈炯明一同前来的还有陈敬贤、陈厥福叔侄，以及致公党干将陈其尤、伍秉义，
陈炯明神色复杂地看看赵振中，苦笑道：“我本来是想请老弟去南洋那边，等兰芳复国后由老弟屈就财政部长。现在看来是我冒昧了。”
致公党在南洋建国所需的资金、物资，绝大部分是靠华美支持的。而赵振中不但和华美渊源深厚，更是南洋建国方案的提出者，陈炯明希望赵振中出任兰芳复国后的财政部长并不奇怪。
“不过，这次来也正好有些问题向老弟请教。进你老弟的地盘可真不容易，总要有点收获才成。”得知赵振中在西北的身份后，陈炯明就打消了原来的念头，转而希望能从西北政府和人民军这里学到些能对兰芳建国有用的东西。
经过两年多的战斗、对峙，致公党现在已经把荷兰人折腾得有气无力。荷兰国内已经开始就兰芳复国一事展开了争论。不过，争论的双方也清楚，现在荷兰国内已经没有能派到南洋的兵力了。什么时候答应兰芳复国军的条件，答应哪些条件不过是为了面子上好看点而已。反正现在荷兰已经对占据婆罗洲的复国军无可奈何了。
荷兰的窘境陈炯明等人通过华美公司的渠道自然清楚。预计到今年下半年，荷兰在美英出面调解下，就应该能答应兰芳复国了。在这种情况下，趁雨季未过，陈炯明便到国内来找赵振中。
“那可不敢当有问题我们一起商讨。”赵振中谦逊完，又解释道，“近一段时间，想到西北来一探究竟的人可不少，查的也就严些，还望诸位海涵一、二。”
赵振中看着南洋来人也心中感慨。在原来的历史上，陈炯明因贫病潦倒，在33年就去世了；陈敬贤则因病于36年2月去世，但在这个时代，因赵振中的干预，两位陈先生现在不但没有丝毫病容，反而神采奕奕。特别是陈炯明，有了新的政治抱负并且目标又即将实现，精神焕发之下，整个人看上去似乎比赵振中初次见到的时候还要年轻不少。
陈敬贤叔侄现在也正为南洋建国出力，此番与陈炯明一起来国内，除了是希望赵振中能到南洋共事，也是想寻求华美与复国后的兰芳经济上进一步合作。
至于陈其尤、伍秉义，则是因此前与赵振中多次接触，此番是作为陈炯明陪同人员前来的。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赵振中陪同陈炯明参观了西北眼下工农业建设的一些成果，介绍了民众党和人民军的一些情况。这让陈炯明一行大开眼界，连叹此行不虚。
在此之前，陈炯明虽然明白赵振中是去不了南洋了，可心里却希望推动赵振中等人加入致公党，但在了解了西北党政军的有关建设后，陈炯明是彻底打消了念头。
经济合作的事情，赵振中交给了周安舒、田云逸去和陈敬贤叔侄、伍秉义谈，等结果确定下来后再电告美国那边的唐明执行。而他自己则同陈炯明、陈其尤就国内外局势、兰芳建国后面临的问题，以及中国未来的走向交换意见。
在通过赵振中介绍，初步了解了西北政府和人民军的情况后，再对比两人所知的国、共两党，以及同属国民党的不同派系之间的情况，陈炯明、陈其尤明白国内几股政治势力中，以赵振中领导的民众党最能为国人带来希望。
南京当局及其内部的蒋、桂、晋绥等派系究竟是什么样，这看看北伐至今，对外屈膝退让，对内不顾民生连年内战的状态就知道了。陈炯明自与孙文因政见不同而决裂后，就对孙文及其徒子徒孙所建立的南京政权不抱希望。
至于中共，陈炯明凭自身经历对其同样有发言权。
早在1918年秋天，陈炯明出兵控制漳州之后，就推行了一系列惠及民生的新政。漳州的面貌也因此焕然一新。漳州的变化，自然引起了国内外有心人的关注。
1920年4月底，列宁的代表到了漳州，考察漳州新政，寻求与陈炯明合作。陈炯明也曾对此寄予希望，但最终，苏俄因与陈炯明在一些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所谓的合作也就不了了之。
1920年秋，陈炯明出兵取得广东政权后，就邀请陈独秀到广东主持教育全局。而陈独秀则在21年3月24日于广东建立中共党小组。在这一时期，陈炯明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早期人士相处的还是很愉快的。
就连蔡和森后来也在《向导》第8期撰文指出，“民国九年，陈炯明在漳州的时候，曾在精神上和实际上赞助社会主义运动，并曾为民主**努力，彼时社会主义者与之发生关系是极应当并且是光明磊落的行为。故陈炯明和民主**势力回到广东以后，社会主义者陈独秀曾到广州去办教育，这也是极应当的，也是极光明磊落的行为。”
再后来，陈炯明因反对孙文不顾民生一意北伐而导致双方决裂，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共秉承其苏联主子的意图，同陈炯明分了手。
由此，陈炯明对苏俄及其操线控制下的中共开始有了真切的认识。他认为，苏联不可信赖，而中共在摆脱苏联控制之前，只能是苏联干预中国的棋子，是跟着莫斯科指挥棒转的傀儡，这个组织不但在主观上有着“武装保卫苏联”的思想认识，就是客观上也存在着分裂中国的倾向。而这一倾向，在中共为蒙古独立大声叫好以及成立所谓“苏维埃共和国”的行动中表露无疑。
对比之下，赵振中所领导的民众党，不但不依靠外国政治势力提供帮助，反而凭借自身能力通过创办公司等行为，自行设法从国外获取资源来壮大、发展。这和国内其他政治势力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而这种做法也和陈炯明一直以来的所坚持的国家、民族观念不谋而合。
看了赵振中此前所撰写的《国家、民族与政党》、《生产力、思想、组织及战斗力》等论述后，陈炯明不由得摇头苦笑道：“早知道你老弟有这么深刻的认识，我还费劲搞致公党理论做什么……”
顿了顿，陈炯明又大感兴趣地说道：“不过你老弟别出心裁，竟能从老祖宗的华夷之辨里吸取有益成分，给国家、民族和政党注入了新的内容，还把共产主义和世界大同联系起来，实在不简单。”
“呵呵，我也就是偶尔琢磨的。真正说到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我可比竞存先生差太远了。”赵振中笑道。
中国古代的华夷之辨，不是看你种族、民族、出身，而是看你是否认同中华文化。如果生在中原却有禽兽行径，那即便你出身很高，穿戴、谈吐也和众人一样，但你仍然是蛮夷；相反，如果你出身于中原之外，但认同中华文化，并能一体遵行，那你就是华人。说白点，在古代，如果一个黑人跑到中国来学习、贯彻中国文化，那他就算得上是华人。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基于文化认同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捣鼓出来阶级学说，鼓吹暴力**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使苏联和中国国内很多人深受影响。为了与之对抗，赵振中便费了心思从古人“天下”、“大同”、“华夷”等概念中找来合理成分，推行中华文化范围内的天下大同。
从破坏力方面来说，阶级学说确实会激发民众的仇恨，要胜出中华文化不少，但这种学说的后遗症也不少；而对融合不同阶层的民众来说，中华文化的包容就胜出多多了。以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最终结果会如何，就连赵振中也不清楚。
不过，赵振中所提倡的中华文化，可不是宋以后被阉割的文化，而是包含着“天下一统”、“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秦汉文化。
“看你这意思，民众党是反对一党**了？”陈炯明探问道，“凭西北眼下的实力，还有海外华美公司为臂助，假以时日民众党推翻南京当局取得全国政权也并非不可能，老弟真的就不想一家独大？”
“我的意见是，要么中国将来取缔一切政党，凭公开考核，选用人员组成各个国家各个机构；要么就是两党或多党。”赵振中肯定地说道，“两党或多党虽然免不了有扯皮的时候，但比较起一党**给国家、民族带来的危害却又不足道。
看看苏联、看看德国，再看看南京当局，这都是已经彻底实行一党制或谋求一党制而未能如愿的。压制、排斥或者干脆暴力清除反对声音，如果这个执政党一贯正确那还好说，可如果这个执政党已经背离了其原来的执政理念呢？没有反对党或在野党，到时候，谁来纠正执政党的错误？况且，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贯正确的事务，都只是在一定条件下相对正确罢了。
在一党专制条件下，如果执政党坚持错误，那纠正的代价将会非常大。要么是靠该党内部有识之士反对当权者来纠正，而这往往会导致政变；要么是民众不堪忍受，自发起来反抗，这又会造成内战不断。这两种后果，不论哪一种都代价太大”
赵振中不由得想起自己原来世界中49年以后的历史来，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折腾啊。先是不顾实际，脑子发热搞跃进，接着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接着就是那个什么十年，中间还夹杂着各种运动。其后，为了反对不同意见，几个常委竟然伙同“大内侍卫统领”把另外几位常委给武力关押，甚至为了证明己方的正当性，还搞出一个特别法庭对其进行公然审判
陈炯明、陈其尤两人相当震撼，没想到赵振中对一党专制的危害认识如此深刻。
“这么说，如果致公党将来在国内也可以正当发展了？”一边的陈其尤问道。
“这要看将来致公党和兰芳共和国的选择了。”赵振中笑道，“虽然两位都是中国人，可一旦建立了兰芳共和国那就是拥有兰芳国籍的人了。如果再在国内发展，那可就有干涉别国内政、输出**之嫌了。”
陈其尤先是一呆，随即就辩解道：“南洋建国是为了给海外华人，特别是南洋华人提供一个可安身立命的庇护之所，总不能因此我们连老家都不能回吧？”
陈炯明却道：“振中说的有道理。不过，我想你一定有解决的法子。还是说说吧。”
“法子是有一个，不过，还要看竞存先生愿不愿意放弃一国之尊了。”赵振中犹豫道。
“什么一国之尊南洋建国的方案还是振中你提出来的。”陈炯明满不在意地摆摆手，“还是说说你的办法吧。”
“办法也简单，就是将来中国政权重建后，兰芳作为南方特别行政区加入中国版图。另外，除了兰芳，将来还会有别的特别行政区存在。”赵振中说出了自己的意图。
如果兰芳以特别行政区的形式与中国大陆归属于同一政权，那此前所说的因国籍而产生的问题自然就不存在。
“这个法子是不错。”陈炯明皱着眉头思索了一会儿，断然说道，“可如果国内还是南京那帮人当政，兰芳肯定不会加入若是振中的民众党主政，那怎么都好说”
陈炯明头上至今扣着南京当局颁发的“叛徒”帽子，加上此前他还被孙文及其党羽无中生有地泼了无数脏水，老先生自然心气难平。
二次**后，孙文在日本东京组建中华**党，要求所有党员都必须按指印并向孙文宣誓效忠，黄兴、陈炯明等人因为反对这一规定而没有加入。后来，当陈炯明出兵掌握广东省政权后，孙文一行却跑到广东从陈炯明手里摘取了胜利果实。然后，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南北和谈，给广东民众以休养生息，而孙文却一意武力北伐，最终，双方兵戎相见。
现在由孙文徒子徒孙掌控的南京当局仍指斥陈炯明为“叛徒”，在这种情况下，有过一次教训的陈炯明无论如何是不会向国民党人低头的。
“将来是不是由民众党主政，现在还不好说。”赵振中笑了笑，随即又肃容道，“不过，将来重新建国后，中国国内的政党都必须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并把这种利益归结、体现在民众身上。那些由外国扶持或秉承卖国政策的党，都必须对历史问题清理过后才允许存在，否则都必须解散”
“那就好。”陈炯明点了点头，又接着问道，“你刚才说有别的特别行政区，除了兰芳还有哪个？”
“我现在也不太确定，但民众党主张，凡属于中华文化圈影响范围内的区域，都应尽可能纳入到中国版图。具体还要看将来的局势。”赵振中想想之后，又道，“不过，我想今后两三年内，我们双方可以合作，在这个地方先进行一番准备。”
赵振中说着，拿起纸笔勾画了一副地图，又简单标明了几处所在，指着其中一片区域说道：“就是这一带”
陈炯明、陈其尤看后吸了口凉气，惊疑道：“真要对那里动手？你这边也过不去啊。”
“未来两到三年，人民军将控制西藏，并想法向这一片区域渗透，为将来做准备。”赵振中叹了口气，“如果将来中、日间全面战争爆发，西北需要的橡胶可就要靠这里输送了。”
尽管西北已经掌握了人造橡胶技术，已可由玉门石油化工基地进行批量生产。但受这个时代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的影响，人造橡胶是无法完全替代天然橡胶的。天然橡胶不能长期储存，西北存量又只能应付未来3、4年的需要，要解决这一难题，就只能另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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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大风起兮（四）
一直以来，外界知道沂蒙护卫军，知道西北人民政府和人民军，也知道沂蒙和西北有意公布在外的几个主要人物的名字，但这其中却不包括赵振中，也不包括周安舒、周明远等从美国留学回国人员。
就沂蒙根据地而言，护卫军在外人眼中就是一股不服王化、划地而守的山大王。而且通过先后击败张宗昌、北伐军、杨虎城部、韩复榘与马鸿逵联军等战例，护卫军的难惹已众所周知。既然对方愿意呆在山里做大王，主政山东的韩复榘也不想损人不利己找对方麻烦、让南京老蒋趁心如意。官府和匪徒竟然能和平共处，这听上去有些荒唐，但却是当时军阀遍地、派系林立且各为自家实力考虑的真实写照。
在真实历史上，中共到陕北后，狠揍了张、杨一通后，张、杨竟然在36年上半年就与中共达成停火协议，甚至中共还在西安派驻了代表，张、杨更给中共以物资上的帮扶。与这相比，护卫军和韩复榘当局的和平共处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
就西北而言，人民军发展迅速、战力强悍，国人对其来历自然免不了诸多猜测。由于人民军在西北是从宁夏、陇东、陇中等地起家的，与晋西北华美工业基地距离遥远不说，还隔着黄河天险，加上35年前人民军用的装备又多为德式，也没人会将有着几千老外在内工作的华美基地和人民军联系起来。当然，也就牵扯不到主持华美的赵振中。
在34年夏天，陕北东部和晋西北仍属于南京当局治下的时候，赵振中却声称要去南洋，离开华美进入西北根据地。而在西北，由于有化名田云逸的李云天等人在兰州主持政府工作，赵振中就一直隐身于海原人民军总部所在地，主持党务、军队工作，并对政府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
由此种种，外界不清楚赵振中为护卫军、人民军幕后大老板的事实也就不奇怪。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在公众人物没有袒露出其真实面目之前，民众知道的也只是当局能让民众知道的。就如同后世坐在主席台上衣冠楚楚、侃侃而谈的要人们，在剥去其华丽外衣之前，没有多少人会知道其是倾国乱法的根源，“根子就在前三排”可不是无缘故的夸大。
在后世，曾经有这样一位权倾朝野的大人物，他曾这样豪言：“改革绝对是痛苦的，改革也一定要付出代价”这位大人物演技超群，总以煽情掩盖是非，还寄言历史会为他正名。这位大人物的老婆酷爱顶级珠宝翡翠，一身行头千万，他的儿子、女婿借他谋私，社会观感极差。在没有剥去这位大人物的华丽外衣之前，他也曾被冠以“道德”、“良心”之类的称呼。
不过，大家可别想歪了，这里所说的“要人”，是台湾的“阿扁”，可与大陆无关。
书归正传。
赵振中能隐瞒真实身份至今，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和西北、沂蒙根据地的防范措施以及当时国内各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形势有关。
在34年的时候，沂蒙、西北两个根据地都开始实行身份证管理，16岁以上男女必须办理身份证。这个身份证并非后世那种卡片式的，而象护照，是一小本子。里面登记着持证人的年龄、住址等个人状况，有彩照并加盖钢印。在持证人离开居住地的乡镇或县外出时，必须要到管理部门加盖注记，而在进入居住地以外的乡镇或县时，也同样要加盖注记。若是没有身份证或是有证但往来时没有登记，那就等着被查三代吧。
原本历史上，彩色胶卷是柯达公司于35年发明的。当时的胶卷，感光颗粒还是有些大，照片显色有些失真，加上相纸粗糙，也就与后世的彩照相差较远。
在这个时代，因赵振中29年去美国时就特意关照过周恬、周昊，要他们跟踪柯达的研究，并发展自己的胶卷、摄影器材产业，经过几年努力，华美公司在32年就于实验室里捣鼓出了彩色胶卷，并将相关设备和研究成果转移到了国内。到34年的时候，沂蒙、西北生产的胶卷、相纸，在质量上已处于这个时代的顶尖水平。
有了彩色胶卷和摄影器材，加上已实行几年的以村为单位的治安联防和户口登记制度，在沂蒙、西北建立完备的身份证管理制度就水到渠成了。
这种严格登记管理的身份证制度，虽然增加了安全部门的工作量，但却极为有效。毕竟，35年的时候，柯达彩色胶卷刚刚面世，国内其他地方可是连彩照都没见过。
严格管理之外，国内各方势力能力不足也是沂蒙、西北能保住核心机密的另一原因。
作为后世军统前身的力行社及力行社下层机构复兴社，分别成立于32年3月和33年3月，要想让该组织跨越时空管到32年之前的事那是不可能的。该社成立之后，就把注意力放到关系党国生死存亡的中共和华北日军身上。加上初创阶段，力行社或复兴社并没有精力关注贫瘠、落后又地处偏远的西北。
而老蒋为了制衡贺衷寒，又在33年7月扶持康泽在力行社内自成一派，打开了力行社及复兴社内部派系争斗的阀门。
34年6月，“南昌大火案”发生，因为cc系、政学系的联手陷害，力行社干将邓文仪被免去老蒋侍从秘书职务，力行社外围组织“中国文化学会”被解散。此举标志着力行社的极盛而衰。也就是说，在成立后短短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力行社就走上了下坡路而在34年8月前，后来在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戴老板，手下不过才145人，戴老板本人还是无足轻重的小角色，根本谈不上对沂蒙、西北如何。
实际上，力行社及其下属机构，虽然在配合老蒋围剿中共根据地上出了不少力，但这个时候的力行社在渗透方面能力实在不怎样。何梅协定的时候，日本方面就专门要求，中方要把蓝衣社撤离华北。这看上去似乎别称“蓝衣社”的力行社能力不小，已引起日本方面的关注，但实际上，让敌对方面如此关注，已表明力行社在隐秘工作这一方面极为失败。
不光是华北方面表现不佳，35年11月汪兆铭遇刺，又有力行社中人牵涉其中。“敌对分子”陈光国已混入了力行社，并出任力行社助理书记；他参与了刺杀汪兆铭的密谋，并通过“《司令塔》事件”，试图制造老蒋主使刺杀汪精卫的假象，离间蒋汪关系以分裂国民党。甚至还有迹象表明，力行社书记酆悌牵涉其中。案发后，老蒋免去了酆悌职务。
老蒋干预、制衡力行社的举动，终于有了出乎其意料的收获。凭借自己的权谋，老蒋竟生生将一把利刃磨钝，把一副好牌给打成了相公
在原本历史上，36年的西安事变在爆发前已有征兆，但力行社派在西安的各色探子竟没有警觉甚至事变发生后，力行社的首脑们竟力主武力讨伐，意图致老蒋于死地。而戴老板则因陪同宋美龄去西安“赴难”，这才得到老蒋的重视，并在其后超拔使用。
南京当局如此，中共更是不堪。35年之前，多个省组织被破获，甚至中央都被撵得到处跑的中共根本就无力对沂蒙、西北采取什么动作。
从33年7月到36年5月，因韩复榘当局的打压，中共在山东连省委组织都无法建立，加上沂蒙防范严密，就更不可能对沂蒙如何了。
而西北方面，宁夏、甘肃在被人民军掌握后，首先做的就是肃清境内各色势力。而当时陕西境内的中共，在“迎接新的**高潮”的思想指引下，又谋求向南发展，同杨虎城部硬碰，甚至一度连存身之地都没了，同样无力对人民军有何动作。
赵振中现在准备逐步对外公开自己的身份也是经过认真考虑的。
在人民军发起新、蒙战役之前，外界大多猜测人民军是得到苏联或英国扶持的势力。毕竟，苏联可通过新疆、蒙古影响到甘肃、宁夏；而英国则可通过印度，经新疆或西藏影响到人民军。但当新、蒙战役发起后，特别是人民军关闭了苏联、英国驻新疆领事馆并扣押两国外交人员和侨民后，外界才明白人民军与两国不搭界。如此一来，外界的猜测可就多了，并渐渐有向真相靠近的趋势。
在36年4月，日本已公开宣称要增兵平津，这势必会对由天津到保德的物资运输造成严重影响。不过，西北现在各方面已完全可以自立，外来输入的原材料也只是作为补充，即便天津—保德间的运输被完全断绝也无损于将来的发展。
一个白手起家的商人，和海外华人联系上，凭借美国公司为掩护，在西北数省武装对抗中央，并割据自守。这样的事实若过早暴露出来，外界对赵振中、民众党、西北政府和人民军的指责是肯定少不了的。
而现在，人民军取得了抗击苏联入侵的胜利，又收复了蒙古西部大片领土，国内民众对西北基本上只有赞誉。在这种情况下，赵振中选择适当的机会主动透露自己的身份、有选择的公开民众党相关情况，并不会招致各方的非难。
4月11日，赵振中在海原见到几位“陈先生”后就是一呆，和众人打过招呼后，他便朝当中一人道：“陈先生，怎么您老也来了？”
“怎么？不欢迎？”来人笑问道。
“当然欢迎”赵振中连忙解释道，“只是没想到而已。毕竟，现在南洋那边可离不了您”
赵振中实在没想到，在致公党于南洋建国前的关口，陈炯明竟然化装到了西北而随同陈炯明一同前来的还有陈敬贤、陈厥福叔侄，以及致公党干将陈其尤、伍秉义，
陈炯明神色复杂地看看赵振中，苦笑道：“我本来是想请老弟去南洋那边，等兰芳复国后由老弟屈就财政部长。现在看来是我冒昧了。”
致公党在南洋建国所需的资金、物资，绝大部分是靠华美支持的。而赵振中不但和华美渊源深厚，更是南洋建国方案的提出者，陈炯明希望赵振中出任兰芳复国后的财政部长并不奇怪。
“不过，这次来也正好有些问题向老弟请教。进你老弟的地盘可真不容易，总要有点收获才成。”得知赵振中在西北的身份后，陈炯明就打消了原来的念头，转而希望能从西北政府和人民军这里学到些能对兰芳建国有用的东西。
经过两年多的战斗、对峙，致公党现在已经把荷兰人折腾得有气无力。荷兰国内已经开始就兰芳复国一事展开了争论。不过，争论的双方也清楚，现在荷兰国内已经没有能派到南洋的兵力了。什么时候答应兰芳复国军的条件，答应哪些条件不过是为了面子上好看点而已。反正现在荷兰已经对占据婆罗洲的复国军无可奈何了。
荷兰的窘境陈炯明等人通过华美公司的渠道自然清楚。预计到今年下半年，荷兰在美英出面调解下，就应该能答应兰芳复国了。在这种情况下，趁雨季未过，陈炯明便到国内来找赵振中。
“那可不敢当有问题我们一起商讨。”赵振中谦逊完，又解释道，“近一段时间，想到西北来一探究竟的人可不少，查的也就严些，还望诸位海涵一、二。”
赵振中看着南洋来人也心中感慨。在原来的历史上，陈炯明因贫病潦倒，在33年就去世了；陈敬贤则因病于36年2月去世，但在这个时代，因赵振中的干预，两位陈先生现在不但没有丝毫病容，反而神采奕奕。特别是陈炯明，有了新的政治抱负并且目标又即将实现，精神焕发之下，整个人看上去似乎比赵振中初次见到的时候还要年轻不少。
陈敬贤叔侄现在也正为南洋建国出力，此番与陈炯明一起来国内，除了是希望赵振中能到南洋共事，也是想寻求华美与复国后的兰芳经济上进一步合作。
至于陈其尤、伍秉义，则是因此前与赵振中多次接触，此番是作为陈炯明陪同人员前来的。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赵振中陪同陈炯明参观了西北眼下工农业建设的一些成果，介绍了民众党和人民军的一些情况。这让陈炯明一行大开眼界，连叹此行不虚。
在此之前，陈炯明虽然明白赵振中是去不了南洋了，可心里却希望推动赵振中等人加入致公党，但在了解了西北党政军的有关建设后，陈炯明是彻底打消了念头。
经济合作的事情，赵振中交给了周安舒、田云逸去和陈敬贤叔侄、伍秉义谈，等结果确定下来后再电告美国那边的唐明执行。而他自己则同陈炯明、陈其尤就国内外局势、兰芳建国后面临的问题，以及中国未来的走向交换意见。
在通过赵振中介绍，初步了解了西北政府和人民军的情况后，再对比两人所知的国、共两党，以及同属国民党的不同派系之间的情况，陈炯明、陈其尤明白国内几股政治势力中，以赵振中领导的民众党最能为国人带来希望。
南京当局及其内部的蒋、桂、晋绥等派系究竟是什么样，这看看北伐至今，对外屈膝退让，对内不顾民生连年内战的状态就知道了。陈炯明自与孙文因政见不同而决裂后，就对孙文及其徒子徒孙所建立的南京政权不抱希望。
至于中共，陈炯明凭自身经历对其同样有发言权。
早在1918年秋天，陈炯明出兵控制漳州之后，就推行了一系列惠及民生的新政。漳州的面貌也因此焕然一新。漳州的变化，自然引起了国内外有心人的关注。
1920年4月底，列宁的代表到了漳州，考察漳州新政，寻求与陈炯明合作。陈炯明也曾对此寄予希望，但最终，苏俄因与陈炯明在一些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所谓的合作也就不了了之。
1920年秋，陈炯明出兵取得广东政权后，就邀请陈独秀到广东主持教育全局。而陈独秀则在21年3月24日于广东建立中共党小组。在这一时期，陈炯明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早期人士相处的还是很愉快的。
就连蔡和森后来也在《向导》第8期撰文指出，“民国九年，陈炯明在漳州的时候，曾在精神上和实际上赞助社会主义运动，并曾为民主**努力，彼时社会主义者与之发生关系是极应当并且是光明磊落的行为。故陈炯明和民主**势力回到广东以后，社会主义者陈独秀曾到广州去办教育，这也是极应当的，也是极光明磊落的行为。”
再后来，陈炯明因反对孙文不顾民生一意北伐而导致双方决裂，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共秉承其苏联主子的意图，同陈炯明分了手。
由此，陈炯明对苏俄及其操线控制下的中共开始有了真切的认识。他认为，苏联不可信赖，而中共在摆脱苏联控制之前，只能是苏联干预中国的棋子，是跟着莫斯科指挥棒转的傀儡，这个组织不但在主观上有着“武装保卫苏联”的思想认识，就是客观上也存在着分裂中国的倾向。而这一倾向，在中共为蒙古独立大声叫好以及成立所谓“苏维埃共和国”的行动中表露无疑。
对比之下，赵振中所领导的民众党，不但不依靠外国政治势力提供帮助，反而凭借自身能力通过创办公司等行为，自行设法从国外获取资源来壮大、发展。这和国内其他政治势力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而这种做法也和陈炯明一直以来的所坚持的国家、民族观念不谋而合。
看了赵振中此前所撰写的《国家、民族与政党》、《生产力、思想、组织及战斗力》等论述后，陈炯明不由得摇头苦笑道：“早知道你老弟有这么深刻的认识，我还费劲搞致公党理论做什么……”
顿了顿，陈炯明又大感兴趣地说道：“不过你老弟别出心裁，竟能从老祖宗的华夷之辨里吸取有益成分，给国家、民族和政党注入了新的内容，还把共产主义和世界大同联系起来，实在不简单。”
“呵呵，我也就是偶尔琢磨的。真正说到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我可比竞存先生差太远了。”赵振中笑道。
中国古代的华夷之辨，不是看你种族、民族、出身，而是看你是否认同中华文化。如果生在中原却有禽兽行径，那即便你出身很高，穿戴、谈吐也和众人一样，但你仍然是蛮夷；相反，如果你出身于中原之外，但认同中华文化，并能一体遵行，那你就是华人。说白点，在古代，如果一个黑人跑到中国来学习、贯彻中国文化，那他就算得上是华人。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基于文化认同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捣鼓出来阶级学说，鼓吹暴力**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使苏联和中国国内很多人深受影响。为了与之对抗，赵振中便费了心思从古人“天下”、“大同”、“华夷”等概念中找来合理成分，推行中华文化范围内的天下大同。
从破坏力方面来说，阶级学说确实会激发民众的仇恨，要胜出中华文化不少，但这种学说的后遗症也不少；而对融合不同阶层的民众来说，中华文化的包容就胜出多多了。以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最终结果会如何，就连赵振中也不清楚。
不过，赵振中所提倡的中华文化，可不是宋以后被阉割的文化，而是包含着“天下一统”、“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秦汉文化。
“看你这意思，民众党是反对一党**了？”陈炯明探问道，“凭西北眼下的实力，还有海外华美公司为臂助，假以时日民众党推翻南京当局取得全国政权也并非不可能，老弟真的就不想一家独大？”
“我的意见是，要么中国将来取缔一切政党，凭公开考核，选用人员组成各个国家各个机构；要么就是两党或多党。”赵振中肯定地说道，“两党或多党虽然免不了有扯皮的时候，但比较起一党**给国家、民族带来的危害却又不足道。
看看苏联、看看德国，再看看南京当局，这都是已经彻底实行一党制或谋求一党制而未能如愿的。压制、排斥或者干脆暴力清除反对声音，如果这个执政党一贯正确那还好说，可如果这个执政党已经背离了其原来的执政理念呢？没有反对党或在野党，到时候，谁来纠正执政党的错误？况且，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贯正确的事务，都只是在一定条件下相对正确罢了。
在一党专制条件下，如果执政党坚持错误，那纠正的代价将会非常大。要么是靠该党内部有识之士反对当权者来纠正，而这往往会导致政变；要么是民众不堪忍受，自发起来反抗，这又会造成内战不断。这两种后果，不论哪一种都代价太大”
赵振中不由得想起自己原来世界中49年以后的历史来，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折腾啊。先是不顾实际，脑子发热搞跃进，接着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接着就是那个什么十年，中间还夹杂着各种运动。其后，为了反对不同意见，几个常委竟然伙同“大内侍卫统领”把另外几位常委给武力关押，甚至为了证明己方的正当性，还搞出一个特别法庭对其进行公然审判
陈炯明、陈其尤两人相当震撼，没想到赵振中对一党专制的危害认识如此深刻。
“这么说，如果致公党将来在国内也可以正当发展了？”一边的陈其尤问道。
“这要看将来致公党和兰芳共和国的选择了。”赵振中笑道，“虽然两位都是中国人，可一旦建立了兰芳共和国那就是拥有兰芳国籍的人了。如果再在国内发展，那可就有干涉别国内政、输出**之嫌了。”
陈其尤先是一呆，随即就辩解道：“南洋建国是为了给海外华人，特别是南洋华人提供一个可安身立命的庇护之所，总不能因此我们连老家都不能回吧？”
陈炯明却道：“振中说的有道理。不过，我想你一定有解决的法子。还是说说吧。”
“法子是有一个，不过，还要看竞存先生愿不愿意放弃一国之尊了。”赵振中犹豫道。
“什么一国之尊南洋建国的方案还是振中你提出来的。”陈炯明满不在意地摆摆手，“还是说说你的办法吧。”
“办法也简单，就是将来中国政权重建后，兰芳作为南方特别行政区加入中国版图。另外，除了兰芳，将来还会有别的特别行政区存在。”赵振中说出了自己的意图。
如果兰芳以特别行政区的形式与中国大陆归属于同一政权，那此前所说的因国籍而产生的问题自然就不存在。
“这个法子是不错。”陈炯明皱着眉头思索了一会儿，断然说道，“可如果国内还是南京那帮人当政，兰芳肯定不会加入若是振中的民众党主政，那怎么都好说”
陈炯明头上至今扣着南京当局颁发的“叛徒”帽子，加上此前他还被孙文及其党羽无中生有地泼了无数脏水，老先生自然心气难平。
二次**后，孙文在日本东京组建中华**党，要求所有党员都必须按指印并向孙文宣誓效忠，黄兴、陈炯明等人因为反对这一规定而没有加入。后来，当陈炯明出兵掌握广东省政权后，孙文一行却跑到广东从陈炯明手里摘取了胜利果实。然后，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南北和谈，给广东民众以休养生息，而孙文却一意武力北伐，最终，双方兵戎相见。
现在由孙文徒子徒孙掌控的南京当局仍指斥陈炯明为“叛徒”，在这种情况下，有过一次教训的陈炯明无论如何是不会向国民党人低头的。
“将来是不是由民众党主政，现在还不好说。”赵振中笑了笑，随即又肃容道，“不过，将来重新建国后，中国国内的政党都必须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并把这种利益归结、体现在民众身上。那些由外国扶持或秉承卖国政策的党，都必须对历史问题清理过后才允许存在，否则都必须解散”
“那就好。”陈炯明点了点头，又接着问道，“你刚才说有别的特别行政区，除了兰芳还有哪个？”
“我现在也不太确定，但民众党主张，凡属于中华文化圈影响范围内的区域，都应尽可能纳入到中国版图。具体还要看将来的局势。”赵振中想想之后，又道，“不过，我想今后两三年内，我们双方可以合作，在这个地方先进行一番准备。”
赵振中说着，拿起纸笔勾画了一副地图，又简单标明了几处所在，指着其中一片区域说道：“就是这一带”
陈炯明、陈其尤看后吸了口凉气，惊疑道：“真要对那里动手？你这边也过不去啊。”
“未来两到三年，人民军将控制西藏，并想法向这一片区域渗透，为将来做准备。”赵振中叹了口气，“如果将来中、日间全面战争爆发，西北需要的橡胶可就要靠这里输送了。”
尽管西北已经掌握了人造橡胶技术，已可由玉门石油化工基地进行批量生产。但受这个时代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的影响，人造橡胶是无法完全替代天然橡胶的。天然橡胶不能长期储存，西北存量又只能应付未来3、4年的需要，要解决这一难题，就只能另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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